纪录片伴随着电影的诞生而出现，卢米埃尔兄弟不仅开创了电影的纪实传统，也开启了世界电影的发展之路。观察类纪录片是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融合和吸收多个电影流派的理论，并在多年的实践运用中渐渐形成的一种创作理念与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观察类纪录片起源何处，与何种电影理论相关，又是如何在中国发展变化的，都是我想要具体探讨的问题。
“观察”方法的发端
网友们一般将观察类纪录片的电影精神内核与“直接电影”相关联或视作等同关系。
按照比尔·尼科尔斯对纪录片的分类，“直接电影”属于是观察型纪录片，诞生于年的美国。
这是以“直接电影”的开山之作《*内初选》的公映年进行的时间限定，若以“观察”这种创作方法在纪录片创作上的应用去追根溯源，时间还要再往前推至年，也就是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的诞生之年。
虽然在创作上其存在大量的扮演和历史重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观察类纪录片，但此部影片是以弗拉哈迪多年的细致观察为基础才最终完成拍摄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了弥补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不足，更加深刻和生动地描述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家格利哥利·本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第一次将摄影手段与观察方式方法相结合，将在研究实践中拍摄到的素材剪辑成了纪录片。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巴厘跳神与舞蹈》、《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
此外，二战之后的一些自然地理题材纪录片以及生物题材纪录片也采用了观察式的手法，只不过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格和流派。
“直接电影”之所以出现并且能够形成一种固定的纪录电影流派，技术发展是前提。
二战时期，小型轻便、易于携带、方便拆卸的手持摄影机以及磁带录音机、电晶体录音机开始出现，在无须庞大的摄制组人员合作的情况下，两三个人就能实现声画的同步摄录。如此一来，拍摄者与被摄者建立关系的难度大大降低，冷静旁观和不轻易干预被摄主体才成为可能。
年，“直接电影”的开创者罗伯特·德鲁与其组建的工作小组正是利用了轻型摄影器材和录音设备拍摄了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内初选》。此后几年间德鲁小组陆续推出了11部纪录片。
但没过多久，小组解散，成员们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纪录片创作生涯，期间包括阿尔伯特·梅索斯，他于年拍摄了《推销员》。
差不多同一时期，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提提卡蠢事》也面世了。
这批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方法，即：
“不控制、不采访、不干预，让摄像机犹如‘墙壁上的苍蝇’去纪录事实；制作上主要依靠同期声，尽量不使用解说，坚持活生生的自然场景和一次过的拍摄方式”。
也就是说，所有的拍摄工作只能一次完成。如此一来，边拍边观察成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所谓观察类纪录片也就此成型。这样一种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和理念（主要区别于格里尔逊式的画面加解说）曾一度成为世界纪录电影的美学规范。
与巴赞电影理论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呼应
纵观60年代前的各个电影流派，会发现“直接电影”与巴赞电影理论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某些制作理念上是相呼应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学追求上，皆是为了呈现真实，尽可能保留现实生活的多义性。
“纪实性”是巴赞电影理论的核心，与“直接电影”一样，也是将制作者视为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以尊重事物原貌为出发点，去表现这个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能够起到代表性作用的局部，尽可能地重现世界的本意。
另外，在技巧的使用上，两者都主张对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使用，因为“能够完整表现事物存在的实际时间、事件发展的过程”。
如此，才能为观众提供被摄主体的完整性动作和周遭的真实环境的多角度观察，从而引发观众的主动思考。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主张“将摄影机扛上街头”，将现实世界当作摄影棚，这无疑是借鉴了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此外，它在剧作结构的特点上与“直接电影”的创作原则“不介入、不控制”也不谋而合。
新现实主义注重的是事件的自然发展，并不会按照特定的原则对事件作安排。虽然一个是用于取材，一个是体现在用材，但都反映了两者有着共同的追求：真实展现社会环境和人物命运。
“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的创作理念融合
观察类纪录片是对当代以观察式手法进行创作的纪录片冠以的一个统称。
从具体的制作理念和手法去分析，这类纪录片虽已不是纯粹的“直接电影”，但却是在继承了“直接电影”核心的理念，即不介入、不控制的基础之上而有所发展。而所谓的发展也就是融入了一些早期与“直接电影”对立的“真实电影”中的一些介入手段，如采访。
通过观看和分析中国不同时期观察类纪录片，我发现大多数作品是将“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进行理念融合的创作。
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是“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理论来源，但两者却发展出了看似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方法。
前者推崇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记录客观世界，不对拍摄的人物及事件加以干预和控制，极力隐藏制作者的“在场”，尽可能地去捕捉现实世界。后者则认为，创作者应积极参与到拍摄的过程中，并使用某些介入手段去激发事件发生的进程和本质。
两者虽然在理念上完全相反：积极介入与不介入。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无比确信自己所推崇的制作方法定能实现对真实世界本原的呈现。
我们尚且不论他们最终能否得到满意的真实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在60年代看似对立的创作理念在如今的纪录片创作中已然实现了融合。
虽然看似是对立，但目的却一致——对真实的追求，只不过各自都认为各自的方法最有效、最权威。
“真实电影”选择主动介入去激发真实，而“直接电影”选择让真实自动出现，在拍摄上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若两种方法在融合的情况下能激发更多的事实真相，对立局面将被改变，两者必然握手言和，实现创作的融合。
都曾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达尔文的恶梦》和《蜂蜜之地》，就整体而言，都是以观察性为主的纪录片。创作者一方面通过观察式的、不控制的态度去记录影像，另一方面也依靠介入式的交谈和采访去挖掘更多的事实真相。
将不同的理念进行融合创作，或许更可能成为未来纪录片创作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