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9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我国史坛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曾数度掀起全国性的讨论热潮。然而到了90年代，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热情逐渐减退，有新意、有创见的论著越来越少见，以往全国性讨论的盛况更已成为明日*花。
造成这种降温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存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内部的原因，同时也有发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之外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整个理论构架在80年代中期已完全定型，以后不见再有发展；同时在史料的发掘方面也未出现突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项研究已到达了其顶点。从外部原因来说，在最近10年中，我国学者对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的看法有了颇大变化。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五种生产方式论，现在变成了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而只有先弄清了这些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才有可能继续进行。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出现降温是必然的。然而，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我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重要性，令我们不能眼看着它就这样逐渐“淡出”史坛而无动于衷。即使是对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持否定看法的学者，也应对此说做出认真的分析，然后陈述其否定的理由，而不能持一种不屑谈论的态度。
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而构成这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性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对象进行探讨。同时，由于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也将主要以江南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英国模式：重要性、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过去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中，西欧的发展道路一向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但是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近年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对这条道路及其普遍性问题做一扼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国模式及其重要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欧道路”，实际上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因此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也被称为英国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
英国工业革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够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学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工业革命”说。这些版本随着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被修正，因此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看法也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目前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是迪安（PhilisDean）和诺斯（DouglasNorth）的观点。迪安说：“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他接着指出：“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说明：（1）经济组织变革，（2）技术变革，（3）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人口、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终将实现的）持续增长有着一定的联系。”
诺斯则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简言之，工业革命近代工业化的实际开端，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成功地体现这种转折的经验模式，就是英国模式。
英国模式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因为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中，只有英国是“自发”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近代工业社会的惟一事例。虽然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影响，但是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则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紧随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法、德等国也不例外。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其近代工业化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近代工业化的产生和成功的历史，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其次，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变的经验，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相一致。根据这些规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再生产的扩大。虽然再生产存在于一切社会生产之中，但是在近代工业化以前，社会再生产主要是简单再生产。只有到了近代工业化时代，扩大再生产才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特征。因此由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向近代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向以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工业革命。
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简单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基本上保持稳定。但在扩大再生产中，这种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前有明显提高。因此在社会再生产迅速扩大的时候，生产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往往比生活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更快。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以纺织业为先导，但实际上在这场革命中起更大作用的却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即所谓煤铁革命。如果没有这个煤铁革命，工业革命是不能想象的。
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的变化，存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但只有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清楚。因此英国经验在近代工业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当然也自不待言。从此意义上可以说，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模式，正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化。如果我们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问题进行研究时，不用英国模式作为体现这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参照，那么我们又能用别的什么模式作为参照呢？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并不可能背离上述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完全是一种外源性发展，换言之，在近代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与近代之前西欧相类似的发展，而这些发展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对于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使用英国模式作为最主要的参照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英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适用于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换言之，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一两个重要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就可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种看法因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不能成立。因为英国经验最完满地体现了这些规律，因此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成长模式（即英国模式）也就是这些规律最好的具体化。在此意义上而言，英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确实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方面也同样适用。中国真正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后期，在江南最为成功。这个进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里不拟全面分析。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西方对江南等地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影响是，江南因此获得远比过去充足的煤铁供应，从而突破了能源、材料的制约。同时西方还在江南建立了一个近代机器制造业，使江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这样一来，有力地改变了江南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比重过小的状况，从而使江南经济得以按照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发展，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因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再生产扩大的基本内容，在江南的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然而，虽然以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自发地”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其经验本身就十分独特，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具有。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发生情况都与英国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在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就没有必要以英国模式作为主要参照了。
英国模式的特殊性，近年来已得到欧洲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证实。其中雷格莱（EdwardAnthonyWrigley）表述得最为清楚，而且也最具深意。他指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organic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energy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不具备后一条件，因此也难以自行出现工业革命。近代早期西欧先进国家荷兰和法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荷兰在17世纪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本国不产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须从邻国输入。约翰·奈夫（JohnNef）指出：从国外进口煤，不仅使荷兰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使本国经济置于外国商业*策支配之下。这与荷兰工业长期停滞不前，以至丧失其原来的领先地位有重大关系。法国在年以前，商业并不落后于英国（甚至还略为领先），年时铁产量3倍于英国。然而法国本身所产煤不能自给，需要从国外大量输入，这为法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到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年产煤约万吨，而法国却只产70万吨。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铁工业。年英国铁产量仅为法国的1／3，而到年却为法国的3倍以上。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煤不足是法国工业向需求有限并波动不定的奢侈品生产发展，而不能向英国那样在有着大量而固定需求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方面大步前进，从而成为引起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正因为英国模式在欧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查尔斯?蒂里（CharlesTilly）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情况来看，完全无法预见到19世纪的近代工业化：“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注解：CharlesTilly，FlowsofCapitalandFormsofIndustryinEurope，－，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年，42页。］这种前景与其说与我们想象中的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情况相像，倒不如说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
许多欧洲经济史学家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模式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他们所指出的主要原因却与马克思理论所表明的情况相一致。例如雷格莱认为以“有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而运作的。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决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换言之，即使是在英国，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因此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等明确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必然。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研究，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又没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对英国模式做这样的认识，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相符还是相悖？
依据上述对于英国模式的认识，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模式是否与明清中国的实际相符。这里我们选取江南地区为例来进行分析，原因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英国与江南曾分别是欧亚两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工商业的发展方面）。因此把英国模式与江南现实进行比较，自然很有意义。
（一）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
如前所述，近代工业化发生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近代早期英国的情况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结构转变的最好例证。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初期，煤已与谷物、羊毛并列成为英国三大主要产品。而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据当时人说，英国铁生产按其重要性在各工业部门中已名列第二位。法国人梯奎（Ticquet）于工业革命前夕（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考察，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并说：“人们（特别是熟悉英国商业的人们）使我确信：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所雇用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同羊毛业同样多”。煤铁生产的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础。维贝尔一再强调煤和铁在工业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甚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如果没有煤铁生产的发展，“这个制度会遭到什么，欧洲又会遭到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煤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工业革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所以罗斯托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从而出现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工业化。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并不适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实。
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的结论，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明清江南经济是否能够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事实上是并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与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完全无关，正如近代早期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荷兰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充分肯定一样。相反，说江南必定会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看上去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历史地位，然而实际上却是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由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意义，不再是普遍规律了。因此，明清江南的现实并不符合英国模式。
（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道路
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那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
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向无明确的结论。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的。
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因此，贸易既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条件，同时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但是斯密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因此他并未预见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由于没有技术突破，所以这种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换言之，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成长的极限。也正是因为没有技术突破，所以斯密动力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
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属于这种“斯密型成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这两点在明清江南表现十分明显。在前一方面，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在后一方面，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通过这种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国内市场内，而江南恰好正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这个市场不仅容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按照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测算，在－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虽然这些估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也证实了一点：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从此意义上来说，江南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经济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
然而，这种由市场扩大推动的经济发展，并不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出现。琼斯（E。L。Jones）说欧洲人夺取了新大陆，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而英国又夺得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北美，这笔横财使得英国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但是英国突破斯密型成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且靠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
（三）江南出现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就必定不会走向近代工业化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很小。
因为制约江南扩大再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能源与材料的紧缺，因此如果能够大规模而且有保障地输入廉价煤铁，那么也并非没有可能走向近代工业化。从清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来看，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缓解其能源与材料匮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与江南有水路可通的地区而言，清代中期山东的淄博煤矿所产煤炭中已有一部分远销到南方。特别要指出的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贮藏量大，易于开采，而且位于海边，产品可通过较为廉价的海运到江南。河北开滦煤矿早在明代就已开始开采，后来虽未有发展，但光绪初年以新法开采后，“所出煤斤极为精美，……价值又廉”，大量运到上海供应江南制造局。辽宁本溪在乾隆时代已建成煤窑23座，所出生煤“价廉用省”，因此“运贩附近各处”。近代江南所用的煤主要即来自以上地方。此外，东北的冶铁业，早在清初就已有一定规模。而到乾隆时代，东北又开始使用焦烟煤来炼铁。这意味着冶铁业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东北的鞍山、抚顺两大煤、铁矿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这里的煤、铁19世纪末已开始用新法开采，在20世纪前半期成为东亚最大的煤、铁生产地。除了华北和东北沿海，长江中游也具有煤铁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汉口在乾隆时就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铁器制造中心之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汉阳凭借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矿藏，于年建成东亚第一个近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些煤、铁矿藏的开发前景颇为光明，预示着江南通过水运大量输入煤、铁并非不现实。因此，江南通过输入煤、铁来建立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重工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说，扩大再生产需要重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一个发达的地区分工体系内，并非每一个地区都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重工业。在中国地区分工的体系内，随着东北、华北的进一步开发和南北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加强，江南确有可能获得扩大社会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从而实现由“发达的有机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转变。不过，由于这个前景只能在中国主要地区的共同发展中实现，因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这种可能的前景即使能变成现实，也将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资本主义萌牙理论与英国模式
在以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坚信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并且最终将要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这个立论基础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
然而，首先，以往所认为的西欧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却并未经过验证。因此以之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其实只是盲目套用英国模式。从方法论上来说，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是想要证明西欧道路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可是，要是不去发现中国自身的特点，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核心的历史发展观，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模式的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英国模式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英国经验，而过去对英国经验的认识颇有偏差。在这些偏差中，最严重的是认为英国经验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对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这种历史必然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挑战。如果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对英国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当然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再次，作为一种经济成长理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从近年来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到，英国模式所代表的近代经济成长方式，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理论所揭示的原理相符。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虽然也谈生产力，但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只不过是被作为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条件而已。这导致了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相矛盾的结论：尽管明清中国生产力发展未出现突破（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停滞或下降），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依然能够出现和发展，而且将必定会发展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此可见，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这种“唯生产关系”的看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有问题的。
最后，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宣称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与近代同义）；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则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点。但是在他笔下，那种将西方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地区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即近代）的历史，是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过程。如果说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走英国的道路，那么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吉登斯所说的那种必然性吗？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对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指出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概念体系上，仍然“完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不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那么这项曾经风光无限的研究，也将无法摆脱僵化，在新世纪史学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冷落，逐渐为人忘记。这样的前景，将会令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无限怅惋。
本文作者李伯重，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