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希腊化时代早期建立的最典型的希腊式殖民城市之一。塞琉古在公元前年左右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发起东征，在东征过程中称王。公元前—前年，塞琉古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建立塞琉西亚城作为王国都城。塞琉西亚位于塞琉古王国东部核心区域巴比伦尼亚，有利于监控巴比伦城等原生民族地区，加之地处两河流域水陆要道交汇之地，具有天然防御和交通优势，所以成为新都的首选之地。尽管其后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另建都城，但是塞琉西亚作为东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旧是帝国的核心城市之一。包括塞琉西亚在内一系列希腊化城市的建立，是希腊—马其顿人重要的殖民统治手段。塞琉西亚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是塞琉古王国统治的缩影。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年04期
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theGreat)历时十年的东征(公元前—前年)，建立起一个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帕米尔高原，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拥有史无前例的辽阔版图，其治下更是囊括了除古代中国之外，亚欧和非洲大陆几乎所有的重要民族和原生文明区域——古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和印度(西北部)。庞大的国土和复杂的民族、文化构成，加之亚历山大及其大*始终处于“在路上”的进*状态，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上的挑战。于是亚历山大一方面通过“因俗而治”的怀柔策略，因循部分被征服地区(如波斯)原有的统治秩序和文化风俗；另一方面，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狄亚那(Sogdiana)以及印度等地此起彼伏的反抗，使他意识到只有同胞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因此，他在各战略要地建立一系列希腊式城市，屯驻马其顿老兵和希腊雇佣兵，作为震慑和控制被征服地区的战略据点。①这种统治模式，特别是建立希腊式城市作为战略支撑点的策略，不仅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②较为有效地维持了帝国内部的稳定，即便在其身后，直至托勒密埃及被罗马征服的近年的整个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Age，前—前30年)，亦为其继承者们所遵循，在他们开疆拓土、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公元前年，亚历山大病逝。经过十数年的争斗博弈，亚历山大的*治遗产被安提柯(后称安提柯一世，AntigonusIMonophthalmus)、托勒密(后称托勒密一世，PtolemyISoter)和塞琉古(后称塞琉古一世，SeleucusINicator)等人所继承，他们分别建立起安提柯王朝(前—前)、托勒密王朝(前—前30年)和塞琉古王朝(前—前64年)。与前两者相比，塞琉古王朝在版图上继承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大部分遗产，其盛时疆域西起小亚细亚半岛东至印度西北部。这里远离希腊本土，文化背景以波斯和巴比伦文明为主，其治下的民族构成则更为复杂，而作为统治阶层的希腊—马其顿人及其文化却是名副其实的“异乡人”和“少数派”，这意味着塞琉古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主要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亚历山大曾遇到过的、乃至更为艰巨的统治命题。换言之，亚历山大的上述统治模式，特别是建立希腊化城市作为巩固统治的战略据点，自然成为塞琉古王朝主要的统治策略。③
塞琉西亚(Seleucia，又称“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ontheTigris)，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25公里处)是塞琉古建立的第一座都城。④该城不仅在塞琉古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治功能，亦是这一地区最具希腊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在建成之后的三四百年岁月中，塞琉西亚成为两河地区的耀眼明珠，凝聚着厚重的希腊*治和文化遗产，因而在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记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声名流传至今。⑤然而，由于反映建城早期历史的文献和文物资料十分匮乏，有关该城建城时间、选址等重大问题的考察始终难有定论。自古风时代(ArchaicperiodinGreece，公元前8—前5世纪)起，米利都、科林斯等希腊城邦就以建城作为重要的对外殖民和扩张策略。然而，与古风时代颇具“凿空”和“拓荒”性质的建城活动相比，亚历山大及希腊化时代的建城区域，大多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传统，所以其建城活动着眼于如何巩固和稳定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占绝对优势的希腊—马其顿人的*治统治。因此，笔者尝试将塞琉西亚建城活动置于塞琉古建立王朝统治的历史环境，结合相关考古和史学研究成果，对塞琉西亚的建城时间、选址依据及建城活动在塞琉古王朝建立和统治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定位进行深入考察。
一、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
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之所以长期存疑，根源在于文献不足：不仅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没有记录确切的建城年代信息，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材料也未留下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提及塞琉西亚的最早文献是《安条克和辛神庙编年纪》(ChronicleconcerningAntiochusandtheSintemple)，其中记载“国王代表(epistatēs)带领*队从塞琉西亚而出”。⑥由于该记录列于塞琉古纪元25年之后，其年代最早应为公元前/年(巴比伦历)。这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塞琉西亚城已经建成，并成为国王代表和*队的驻地。但该城究竟何时始建，仍然是不解之谜。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大致提出了四种推测：其一，建于塞琉古重返巴比伦之后不久，即公元前年。此说由贝洛赫(KarlJ.Beloch)首先提出，⑦得到史密斯(SidneySmith)与马里诺尼(ElioMarinoni)等人呼应。其根据是，安提柯反攻塞琉古时，其主要战场在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和西部，尤其是巴比伦(今伊拉克中部城市希拉(Al-Hillah))和库萨(Cuthah，位于今希拉城东北40公里处)一带，底格里斯河流域可能未受安提柯的侵袭，因此，塞琉古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在此建立塞琉西亚作为避难所。⑧然而该观点没有考虑到塞琉西亚与塞琉古称王事件之间的联系及其王国都城的性质。其二，建于安提柯*队撤走之后，塞琉古称王之前，即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施特雷克(M.Streck)指出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正值塞琉古东征，因此，建城时间可能在塞琉古与安提柯最后一战之后不久，在塞琉古动身征伐巴克特里亚和印度之前。⑨钱币学者内维尔(EdwardT.Newell)认为，塞琉古称王时将包括巴比伦造币场在内的各种*权机构迁往新都塞琉西亚，因此，巴比伦尼亚出土的刻有铭文“”(国王塞琉古)的钱币应出产于塞琉西亚造币场，其中最早的一组钱币应为公元前—前年所造。⑩据此，建城时间至少应早于公元前年。(11)勒里德尔(GeorgesLeRider)在《塞琉古和帕提亚统治下的苏萨》一书中将建城时间置于公元前—前年之间。(12)瓦格纳(NancyWaggoner)虽不认同内维尔对塞琉古一世早期钱币的年代与造币场的鉴定，但认为塞琉西亚最早打造的钱币为“四象战车钱币”(elephantquadrigacoinage)，其造币年代为公元前年，因此也认为建城年代应早于公元前年。(13)可见，钱币学者们认为造币场投入运营意味着新都的落成，与称王基本同时。其三，建于塞琉古称王之后、伊浦苏斯之战以前，即公元前—前年之间。此观点由克斯特(JuliusKaerst)首倡，(14)得到库尔特(AmélieKuhrt)、舍文怀特(SusanSherwin-White)、默克尔摩(Otto)、科恩(GetzelM.Cohen)和卡普代垂(LaurentCapdetrey)等学者的支持。此观点普遍主张称王这一事件是建城的契机，既然塞琉古称王是在公元前年，建立新都是宣示王权的一种方式，故建城活动应在公元前年之后。(15)其四，建于公元前年(或公元前年)之后。理由是塞琉古只有在伊浦苏斯之战后，才有余力经营属地，建立新的城市。该观点由布谢-勒克莱尔(AugusteBouche-Leclerq)最早提出，但未详论；(16)后得到罗伊特(OscarReuther)、哈德利(RobertA.Hadley)、霍顿(ArthurHoughton)和克利特(B.Kritt)的支持。哈德利认为，塞琉古频繁地南征北战，且无法从希腊本土获得移民，因此建城活动应在公元前年之后才有可能实行；(17)霍顿和克利特则根据塞琉西亚可能在伊浦苏斯之战(前)之后才开始造币，主张建城不会早于公元前年。(18)
上述观点在建城的具体时间点上虽然有异，但大致认为塞琉西亚建于塞琉古建国初期。希腊化时期，国王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建城者()，其真实角色是建城的决策和选址者，(19)实际上的建城者()则是国王派出的代表，主持具体的建城事务，这一点已为阿伊·哈努姆遗址所证明。(20)由于塞琉西亚最初是作为都城设计建造的，(21)且就城市地理位置而言，堪称精心之选，塞琉古一世本人应在选址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都城的地理位置通常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当时的版图。早期的塞琉古王国局限于巴比伦尼亚以及伊朗高原西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无疑正处于这一区域的核心地区。塞琉古王国版图的大幅扩大是在伊浦苏斯之战击败安提柯之后。此时塞琉古王国几乎占领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全部领土，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地区成为该王国新的统治重心且是与埃及的托勒密、希腊本土的安提柯抗衡的前沿，在叙利亚建设新都是新的统治形势和地缘*治的需要。(22)因此，塞琉西亚建城在前，新都安条克建城在后，二者不可能同时进行，应首先排除塞琉西亚建于公元前年之后的可能。
塞琉古自公元前年重返巴比伦后，直至公元前年前后才最终彻底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奠立王国之基。在此之前，建城条件尚未成熟。贝洛赫、史密斯和马里诺尼等“公元前年之后不久建城说”，显然忽视了当时塞琉古面临的巨大*事压力。贝洛赫在构建继承者战争的年表时，(23)主要依据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并不知楔形文字材料所记的艰苦持久的“巴比伦尼亚战争”。(24)此次战事的真实性已随着《继承者编年纪》的面世而获得证实。史密斯和马里诺尼对这场战争的基本史实有所了解，他们将躲避安提柯的袭击视为建城的动机，其说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塞琉古是否有能力在应对安提柯袭击的同时，将*队及当地民力投入大规模的建城活动?
早在塞琉古担任巴比伦行省总督(前—前)时，(25)就引起了安提柯的忌惮，后者曾尝试除掉塞琉古，塞琉古察觉之后便投至托勒密麾下避难。(26)塞琉古东山再起，成为安提柯的威胁。因此，安提柯不会仅仅满足于重夺巴比伦，必将尽力剿灭塞琉古势力。公元前年秋，安提柯与卡山德(Cassander)、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以及托勒密签订了和约，互相承认既得利益，宣告休兵，学界称之为“公元前年和约”。塞琉古被排除在缔约者外，很可能出于安提柯授意。因为和约暂时解除了安提柯的后顾之忧，使其得以从地中海纷争中解脱出来，全力进攻塞琉古。(27)从实力对比来看，安提柯占较大优势。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德米特里在出征巴比伦之前集结了一支马其顿*人，雇佣兵以及匹马的*队，(28)而塞琉古从加沙出发前往巴比伦时仅有步兵和骑兵，(29)即便从两河流域北部的殖民地征用了马其顿老兵，兵力达到了“0多步兵和匹马”，(30)后又收编了安提柯驻守在两河流域以及米底、埃兰等地的守*，其兵力仍难称得上与安提柯、德米特里势均力敌。
以上因素决定了塞琉古面临的必然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这场巴比伦尼亚战争很可能从公元前年夏季之前就已开始，(31)至少到公元前年8、9月间也未有结束迹象，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年。(32)在此期间，巴比伦尼亚的控制权掌握在安提柯手中。《继承者编年纪》两次提及了双方*队的正面交锋：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安提柯与塞琉古从公元前年7、8月间持续至公元前年1、2月间，在巴比伦城周边交战达五个月之久，安提柯最终于公元前年1月19日攻入巴比伦城核心区域——马尔都克神庙(Esagila)和伊什塔尔神庙(Eturkalamma)之间，并洗劫了巴比伦。此后又任命阿尔凯劳斯(Archelaos)为阿卡德行省总督(即巴比伦尼亚行省总督)。(33)从马尔都克神庙出土的一块泥板文书(TBER88(AO))没有以亚历山大四世纪年，而是使用了安提柯八年(前/)。(34)以上记载足以说明安提柯在此年控制巴比伦。在此期间，塞琉古招架乏力，不可能有余力建城，且一旦建立新据点，势必成为安提柯的攻击对象。(35)而且据史料记载，巴比伦周边一直遭受安提柯袭击，说明安提柯在占领巴比伦之后确实没有放弃对塞琉古势力的清剿。(36)在这样生死攸关、大局未定的艰难时刻，塞琉古是否有余力去建立新的都城，值得怀疑。因此，塞琉西亚建城亦不可能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
公元前年以后，塞琉古逐渐掌控巴比伦尼亚，*局总体上维持稳定，已具备建立新城的能力和外部环境。(37)但从出土钱币来看，他并没有立即下令建城。塞琉古一世早期钱币脱胎于亚历山大钱币(AlexanderCoinages)，以铭文(“国王塞琉古”)为标志，区别于此前的铭文(“国王亚历山大”)。其中一部分钱币除铭文之外，其式样花纹与此前的钱币完全一致，应为塞琉古称王之时所造。(38)此后的一些钱币有所变化，如在赫拉克勒斯/宙斯型钱币上以“带翼的尼科”(wingednike)代替宙斯手中所执之鹰，在原雅典娜/胜利女神型钱币的反面，犎牛(humpedbull)或大象替代了胜利女神尼科，其目的是昭示对东方的征服。但它们都是在亚历山大钱币基础上的创新，应为塞琉古东征归来所造。(39)上述钱币都使用花押字“”，其风格和布局也与塞琉古称王前巴比伦造币场的钱币一致。(40)这说明，从塞琉古称王直至东征归来，巴比伦仍是钱币的主要生产地，此时新都塞琉西亚尚未建成。而明确出自塞琉西亚造币场的钱币中，年代最早的应是“四象战车钱币”，(41)其图案象征着塞琉古在伊浦苏斯之战获胜的历史背景，这说明塞琉西亚可能直至伊浦苏斯之战前夕才开始发挥都城的作用，而建城时间可能略早于此。
既然塞琉西亚是作为都城而建造的，可见新王国建立之时有建都之需。此外，根据塞琉古称王之前仍尊奉马其顿阿吉德王室的种种表现来看，称王应是塞琉西亚建城的前提。然而，塞琉古没有在称王之后立即建城，是因为其称王很有可能是在东征途中，征战迫使建城延后。关于东征的启程时间，文献并无记载。但由于安提柯是塞琉古最大的*事威胁，他从巴比伦尼亚撤*并投入东地中海事务应在公元前—前年之间，此时塞琉古后顾无忧，正是东征的最佳时机。一旦安提柯击败托勒密，就有可能再度对巴比伦尼亚发起攻击，与东征的前景相比，塞琉古自然更忧心其大本营巴比伦尼亚的安全。因此，塞琉古启程东征不太可能在称王之后，而应在安提柯撤*之后不久。至于塞琉古返回巴比伦的时间，目前无法作出精确的推断，但是有以下几点信息可供参考：第一，钱币材料已经证明东征结束的时间应晚于称王之时(前/)；第二，塞琉古之所以不惜放弃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权，以获取头战象与联姻为条件，与事实上已经占据此地的孔雀国王旃陀罗笈多媾和，很可能因为他得到安提柯击败托勒密并称王的消息之后，希望尽快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42)返抵巴比伦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塞琉古出发前往小亚细亚参加伊浦苏斯之战的时间(前年冬)。(43)综上所述，塞琉古称王时正在东征途中，不可能亲自选址建都，只有在返回巴比伦尼亚之后，他才有可能展开新王国的建设，建立新都、发行东征纪念币，以宣示王权和纪念东征的胜利。因此，建都之年应在公元前—前年之间。
二、塞琉西亚的建城选址
作为塞琉古核心统治区域的巴比伦尼亚及波斯故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巴比伦和波斯兴建的诸多城市，无论是建设程度或是地理位置，都具备作为王国都城的条件。而且，塞琉古建制过程艰辛异常，与建立新城相比，利用千年古都——巴比伦或波斯帝国的原都城如苏萨(今伊朗苏西市)、波斯波利斯(今伊朗设拉子市东北51公里处)、埃克巴塔纳(今伊朗哈马丹市)等城市，从经济和时效上来看更为便利。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曾有意以巴比伦为都，(44)并殁于此地，以巴比伦为都岂不更有利于塞琉古昭示其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身份?
对于塞琉古看似“舍近求远”的建都选择，贝洛赫认为“新酒须装新囊，只有一座希腊式城市才能成为希腊帝国的心脏”，但并没有解释塞琉古没有在巴比伦附近建城的缘故。(45)部分学者从经济角度解释塞琉古放弃巴比伦的原因：博伊指出塞琉西亚所在的底格里斯河由于水深更利于通航，可取代幼发拉底河成为王国的交通大动脉；(46)肯德尔则认为在经历了与安提柯的战争之后，巴比伦受饥馑威胁，缓解饥荒是塞琉古新建都城的动机。(47)然而，塞琉古王国初建，其第一要务是建立稳固的*治*事统治，河道航运的主要意义在于经济方面，因此，底格里斯河的水深优势尚不足以成为左右建城的因素；而战乱的确可能导致了饥荒，但据记载，战争结束后，巴比伦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物价下跌，足见饥荒不足以成为迁都主因。(48)近年来，学界常引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来解释塞琉西亚的选址：两河流域是当时塞琉古王国的中心，塞琉西亚地处水陆交通十字路口，从帝国统治的角度来考虑，其地理位置明显优于巴比伦。(49)
考察塞琉古的建都选择，不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