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编案：在中国“二十四史”中，通常评价最高，阅读最广泛的是被称为“前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说来也巧，在世界众多古文明中，能和中国伟大的史学传统比肩的古希腊世界史学传统中，也有着类似于“前四史”的伟大史学著作。
除了早年就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外，其实还有希腊一位伟大的学者色诺芬所写的《希腊史》，这三部合起来，被我称为"古希腊前三史"。
在“古希腊前三史”中，最出名的是《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两部“前二史”，这很早就由王以铸先生翻译的《历史》，谢德风先生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中文世界读者的所接受。
两位翻译名家的翻译自然是传世的之作，但是也有一个缺憾，就是译者并没有做太多的注释补充。其实对于读者来说，贸然进入一个陌生世界的历史阅读中，难免会硬着头皮囫囵吞枣。想要读懂，不被带偏，还是需要译者做大量的背景知识补充。
幸而这方面的缺憾由西南大学希腊史的资深学者，《古典学评论》主编徐松岩教授填补，在20年时间里，徐松岩教授先后推出《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详注新译版，并且又在7年前翻译出版了色诺芬的《希腊史》。
这些固然是一大善举，但是说起来，我个人对于徐松岩教授还颇有微词。其实早前徐教授得译著出版后，我都购买了，原以为这是一锤子买卖，没想到徐松岩教授每每精益求精，一而再再而三的修补这些经典，间隔几年就要出个修订版，以至于他现在出一个，我就再买一本。就这样，我陷入在徐松岩教授孜孜不倦的治学强迫症和自己但求甚解的购买强迫症中不可自拔。
以上当然是玩笑话。说正经的，关于徐译本的购买收藏，也涉及一些版本问题，早前的版本有广西师大的，上海三联的，中信的，所以在装订上一直存在差异。现在好了，“前三史”这样的经典，统一在“世纪文景”出版，译笔装订排版都得到了空前的统一，总算是没有太多遗憾了。
因为这些都是传世名著，因此我在编辑时，对几本书不做一般的内容介绍了，只是转发徐松岩教授一篇后记和序言，在这两段文字中，徐对于译本和注释都做了一些说明，值得一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后记
十八年前译者在接到翻译西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任务时，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十八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古希腊文明博大精深，对于西方乃至全人类文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译者自知学力不济，难以胜任。因为自己对于希腊的历史和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初学者。虽然三十多年来译者一直对此领域情有独钟，也陆续发表过70余篇小文，承担过几个研究课题，并且于年和年两次应邀前往希腊、土耳其参加希腊文明的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对于古希腊文明也可以说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但根本谈不上对其有多少研究。古希腊的作品创作时间距今毕竟有两千多年，今人如想完全把握原作的原意，谈何容易！因此，译者的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我们所能，把关于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
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战国初期），是希腊古典时代盛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者对这部著作作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自年霍布斯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迄今为止，现代译本（英、法、德、俄、意等，有全书译本和单卷译本）和注释本恐怕不下数百种。其中，近百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优秀的英译本有三种：史译本、克译本和昭译本（前文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三种译本都依传统把全书分为八卷，卷下再分章、节，只是在划分章节和段落时稍有差异，具体内容上也因依据抄本不同等原因而略有出入；三种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各有千秋。史译本是希腊文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克译本素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而昭译本在遣词造句方面亦颇具特色。牛津大学年出版的哈蒙德的译本，译文质量也很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是根据克译本，同时参考其他三种英译本，如遇困难，则参照古希腊文原文以及两种注释本加以解决。这两种注释本分别是A.W.高穆等的《修昔底德历史注释》（5卷本）和S.霍恩布鲁尔的《修昔底德著作注释》（3卷本）。本书的卷、章、节的划分以古希腊文本和克译本为准。本书注释主要是依据近百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对修昔底德著作本身的研究写成，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读者核实原文；并且参考了大量考古、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书末的索引，根据以上四种英译本的索引相互参照编译而成，力求更加翔实准确。
本书附录有五项内容。附录一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的战况；附录二简述古希腊历法及其沿革；附录三为公元前至前年希腊历史大事年表；附录四开列译者参考的原著及主要文献，以供广大读者研究和查阅；附录五是漫谈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
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中译本曾有谢德风先生的全书译本（商务印书馆年初版，年修订版以及此后多次重印本）和吴于廑先生的节译本（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七卷，载《外国史学名著选》，合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年版）。谢译本主要根据华尔纳（R.Warner）的英译本（企鹅古典丛书，伦敦年版）。谢德风先生说，该译本的一个优点对原文作了大胆的处理（如把部分正文内容移入脚注），以便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不仅如此，谢译本还特意去掉传统章节编码，这种做法在半个多世纪前尚可理解，如今读者通过网络可以随时查阅古典著作原文，他们在阅读谢译本时略感不便。而我们手头的华尔纳译本（年版）并未把修昔底德的部分正文移入脚注。另外，谢译本中某些译文似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对此，我们通常在注释中加以提示，借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以上两种中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初版和第二版的翻译工作由本人主持。初版至今13年来，译者广泛搜集和征求有关专家和各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修订工作未曾间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译文质量不断提高。此次修订，重新撰写了序言，逐字逐句校阅，改正一些错误，并且增加了16幅插图。订正之处超过处。在本书翻译和修订过程中，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易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祝宏俊教授对于本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徐晓旭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还不辞辛劳，多方搜集新近出版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把握部分译文原意；译者多年前在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搜集相关资料时，得到彭小瑜教授的大力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复旦大学*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玮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提供图书资料；尤其是侨居修昔底德故乡的井玲教授不辞辛劳，多方搜集并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郭涛博士通读了序言并且执笔第四节；国家图书馆解晓毅副研究员、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陈思伟副教授、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陈彬强副教授等也在资料收集和书稿校订中均多所贡献；宋吉科、刘峰两位高水平读者奉上他们的研读本书的笔记，对于提高译文的质量皆大有助益；我的爱妻黎冬梅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为人类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中国和希腊，都为人类文明宝库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必将为文化多元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新的轴心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作为自古至今文明血脉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和希腊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年，希腊驻华使馆表彰为传播希腊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人，本人忝列其中；、年，本人前往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地，在希腊和土耳其，参观了雅典、斯巴达、克里特、迈锡尼、科林斯、梯林斯、爱庇道鲁斯、涅米亚、阿尔哥斯、美塞尼亚、奥林匹亚、德尔斐、拜占庭、特洛伊、阿索斯、以弗所、帕加马、米利都、迪迪玛、埃吉那、科斯、锡拉（今圣托里尼）、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博德鲁姆）等地的文化遗址，并且专门造访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考察了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斯战役、派罗斯战役、美塞尼亚战役、拉德战役以及科林斯地峡、劳里昂银矿、伊奥尼亚、埃奥利斯、苏尼昂海角、攸洛塔斯河、马尔马拉海等重要历史遗址，畅游爱琴海，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与当地学者和民众展开广泛的交流，收获颇丰。实地考察对于准确理解和译注古典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断给予我精心指点和热情关怀的诸位恩师，尤其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永采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三位老一代历史学家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时期的导师；自己多年来的每一点进步，都凝聚着诸位恩师的心血。另外，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北京世纪文景公司李頔女士、冯慧敏女士付出的辛勤劳动。如今本人译注的古希腊三大史学名著都已奉献给中文读者。国外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收藏。限于时间和水平，译文质量距离自己的期望还相差甚远，书中不妥或错误之处势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徐松岩
年4月于西南大学四新村
中译本序
色诺芬的生平著述
色诺芬（Xenophon，Ξενοφ?ν，约公元前/前—约前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事家和多产作家，在历史、文学、*治、经济、*事、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所贡献。《希腊史》是其篇幅最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此著使他得以与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约前/前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前/前年）并称为古代希腊三大历史学家。
关于色诺芬的生平，传世的资料极为稀少。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直接述及自己，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对他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甚或相互抵牾。后世作家偶尔提到色诺芬经历和事迹的零星资料，其可靠性往往也很成问题。因此，关于色诺芬生卒年份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迄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如果撇开那些细枝末节，色诺芬一生的主要经历还是清楚的。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os）在《名哲言行录?色诺芬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他的：“色诺芬出生于雅典埃尔基亚（Erchia）德莫，是格里鲁斯（Gryllus）的儿子。他为人谦逊，长相英俊。”关于色诺芬出生的年代，在古代至少有三种说法。其一，色诺芬在自己所著的《会饮篇》中提到，公元前年，在德里昂（Delium）战役中，他与其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前年）在雅典骑兵队中并肩作战，败退之时，苏氏见其跌落马下，便奋不顾身，救他一命。按照雅典的法律，公民未满20岁，通常是不能离开本土（阿提卡）作战的。据此，色诺芬应该在公元前年或之前出生。其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色诺芬的鼎盛之年在第94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四年，即公元前/前年。古希腊人通常以一个人40岁为其鼎盛之年，这意味着色诺芬出生在公元前/前年。一些学者对此说深信不疑。其三，色诺芬在其所著《长征记》中这样写道：因为自己当时（公元前年）比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年纪稍轻，未能取代他而成为将*。普罗克塞努斯战死时大约30岁，而色诺芬在该书中还多次强调自己年轻。据此，人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色诺芬大约出生于公元前年前后。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贵族，父亲名叫格里鲁斯，母亲名叫狄奥多拉（Diodora）家境富裕，熟谙骑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成年的色诺芬在雅典市场上偶遇年逾花甲的苏格拉底，经过简短的对话，获准加入苏氏弟子之列。一般认为，他拜苏格拉底为师的情况大致可信，但师从著名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以及在底比斯期间师从普罗迪科斯（Prodikos）的情节，则颇为可疑。有的研究者认定在《希腊史》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说色诺芬曾亲历公元前年伊奥尼亚的战事和公元前年阿吉努塞（Arginusae）之战，并且目睹了公元前年羊河（Aegospotami）之战的消息传抵雅典时的场面。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远非定论。还有研究者认为，公元前—前年三十寡头当*期间，色诺芬很可能就在雅典骑兵队中服役。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
据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在公元前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theYounger）自小亚细亚起兵，长途跋涉前去攻打其兄长、波斯时任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企图夺取王位。色诺芬应朋友普罗克塞努斯之邀，加入居鲁士的*队，成为希腊雇佣*之一员；同年夏，在巴比伦附近库纳克萨（Cynaxa）之役中，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佣兵诸位首领被波斯人诱杀，因此他成为了这支希腊雇佣*的首领之一；随后，他们在波斯*队的引导下，穿越波斯帝国腹地，踏上漫漫归途；在这些希腊*人沿黑海南岸行*过程中，色诺芬两度趁*队等待渡船的机会，提出就地建立新城安居下来的主张，均遭否决。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渴望返乡。色诺芬及其所率*队在拜占庭逗留期间，当地斯巴达驻*的首脑企图逮捕他，把他交给波斯总督。鉴于此，公元前年冬，色诺芬率部投靠邻近的奥德里赛国王修塞斯（Seuthes），此时他已成为这支希腊*队的唯一指挥官。按照两人之间的协议，如果斯巴达人继续追捕色诺芬，修塞斯将保护他；如色诺芬协助修塞斯作战，作为回报，修塞斯须划出一块地方交由色诺芬治理。但是，当修塞斯借色诺芬之助战胜敌手之后却背约食言。因希腊雇佣兵固请，色诺芬打算回雅典，率领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为斯巴达人效力。这时，斯巴达人正在和波斯人交战。由于斯巴达人没有按时向这支雇佣兵发放薪饷，他们便靠劫掠本地富户为生。公元前年，色诺芬及其手下六千余人一起投靠斯巴达将领提布隆（Thibron）。
其后，色诺芬可能留在小亚细亚，在提布隆和德基里达斯（Dercylidas）领导下继续与波斯人作战。有研究者认为，《希腊史》中所提到的那位对提布隆大动肝火的曾效力于居鲁士麾下的将领，很可能就是色诺芬本人。大约在此期间，他娶斐列希亚（Philesia）为妻。斐列希亚为他育有二子，格里鲁斯（Gryllus，与其祖父同名）和狄奥多洛斯（Diodorus），这两兄弟可能是双胞胎。
公元前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奉命到小亚细亚指挥斯巴达*与波斯人作战。色诺芬很快与他成为挚友，可能是指挥一支雇佣*为其效力，也可能是担任他的幕僚。色诺芬深受阿格西劳斯的器重，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色诺芬肯定随阿格西劳斯亲历科罗尼亚（Coronea）战役，［4］但尚不知他是否与雅典人直接交战。普鲁塔克在《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中暗示，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参加这次战役，并非出于对雅典人的憎恨，而是出于对阿格西劳斯的忠诚和友谊；他两度提及指挥居鲁士手下希腊雇佣*的将领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而非他自己），也是基于同样的缘由。普鲁塔克的分析不无道理。
公元前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前往斯巴达。大约公元前—前年间，雅典人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原因也许与其师苏格拉底有牵连，但极有可能是在前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后，色诺芬采取亲斯巴达和反波斯行动，从而触犯了雅典城邦的利益。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的功勋，拉栖代梦当*者在特里菲里亚（Triphlia）的斯基洛斯（Scillus，在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举办地附近）划出一片土地赠予他，以示嘉奖。这是他们不久前从爱利斯人手中夺取的。阿格西劳斯也将他的儿子安排到斯巴达接受教育。这对于色诺芬而言，既是一种荣耀，也可因此而确保他对拉栖代梦人的忠诚。其后二十余年，色诺芬在这里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生活。
色诺芬在《长征记》［5］中提到，希腊雇佣兵会将其拍卖包括俘虏在内的战利品所得钱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交由几位首领保管，并由他们负责奉献给阿波罗（Apollo）和阿尔特密斯（Artemis）两位神祇。色诺芬将他自己所得份额的一半送到德尔斐，存放在那里的雅典圣库中，奉献给阿波罗神；并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另外一半存放在以弗所（Ephesus）阿尔特密斯神庙的管理者麦加毕佐斯（Megabyzus）处。后来，［1］麦加毕佐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将那笔存款如约带来移交给他。
色诺芬收到钱款后，遵照阿波罗神谕的指示，为阿尔特密斯女神购置了土地，捐建了一座圣所。塞林努斯河（Selinus）横贯这片土地，河里鱼贝丰富；而在以弗所，也有一条塞林努斯河绕过阿尔特密斯神庙。色诺芬用圣库的资金修建神庙和祭坛，以土地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于阿尔特密斯女神。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公民、邻近的男男女女聚集一堂，热烈庆贺。阿尔特密斯女神赐予他们大麦、面包、葡萄酒和甜点，与他们共享献祭的牺牲和各种猎物。色诺芬的儿子、其他公民的儿子以及其他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为庆祝节日而举行的狩猎活动。他们在圣地和弗洛（Pholoe）山区猎捕野猪、狍子和牡鹿。
色诺芬的领地距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三四千米，沿斯巴达通往奥林匹亚的大道前行即可抵达。圣域内有牧场，山上森林茂密，本地的猪、羊、牛、马，完全可以满足节日庆典之需。神庙的周围是成片的果树，出产各种应季的水果。斯基洛斯的女神庙，仿照以弗所大女神庙的样式建成，神像造型也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神庙旁边矗立着一根柱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谨以此地献给阿尔特密斯。此土地的拥有者和收获者，每年须奉献其收成的十分之一，并从余额中保养神庙。如有未照此行事者，阿尔特密斯定会明鉴之！”
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提到，斯巴达将*斐洛皮达斯（Phylopidas）曾将其征战所掳获的部分战俘赠予色诺芬。色诺芬在其所著《家*论》和《回忆苏格拉底》中，对大土地所有者训练、使用奴隶和管理田园农产的情况了如指掌，并非纸上谈兵，很可能就是他的经验之谈。色诺芬在这田园诗般的环境里，生活富足安定，衣食无忧。这位“跨世纪”老人在参加狩猎、饮宴、交友、献祭等活动的同时，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现实状况，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深刻理解，笔耕不辍数十年，就城邦社会、经济、*治、外交、教育、道德、哲学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公元前年，斯巴达人在琉克特拉（Leuctra）之役战败，不得不退出先前所侵占的土地，色诺芬可能在此时离开斯基洛斯。公元前年，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底比斯人，雅典、斯巴达这对老对手不得不再度联手，雅典人大约在公元前年撤销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重归雅典，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科林斯定居终老。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参加骑兵队。格里鲁斯公元前年在曼丁尼亚（Mantinea）之战中战死。色诺芬提到雅典方面“有不少勇士”为国捐躯，但没有明确提到有他的儿子。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历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的著作，称格里鲁斯作为骑兵战士，作战异常勇敢顽强，直至战死沙场；还提到色诺芬头戴花环为儿子献祭，并且为有这样的儿子深感荣幸，这证明色诺芬的名誉在雅典似已得到恢复。
色诺芬大约逝世于公元前—前年间。他在记载色萨利人的史事时明确提到，“在这段文字的写作之时……亚历山大的大妻舅提西丰努斯（Tisiphonus）居于塔古斯之位”。这是其著作中所提及的可以确定的最晚年代。以上推论在其所著《雅典的收入》中还有重要佐证。他先提到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期间的情况（德尔斐神庙受制于某邦），此战爆发于公元前年秋至前年春；他还指出，“如今海上已无战事，收入也正与日俱增”。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指公元前—前年“同盟战争”（SocialWar）之后数年的情况，是雅典财*最困难的一段时期。色诺芬最终的居所很可能在科林斯，也可能在斯基洛斯。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前人的说法，认为色诺芬卒于第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一年，即公元前/前年。据波桑尼阿斯（Pausanias）记载，一位疑为出身于爱利斯的作家宣称，他们的祖先曾宽恕了色诺芬，允许色诺芬继续在那里保有他的地产，他还能指出色诺芬的坟墓所在地。
色诺芬著述丰富，并且全都完整流传至今，这在古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除了《希腊史》之外，他还有以下著作：
1.《长征记》（Anabasis），全书分为7卷，年代跨度为公元前—前年。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亲自参加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和库纳克萨之战失败后与万余希腊雇佣*从波斯帝国腹地向地中海沿岸撤退的艰苦历程。全书晓畅生动，文采斐然，历来被视为希腊古典散文的杰作。此书奠定了他希腊文学家的地位，也是公元前5和4世纪之交希腊城邦历史、波斯帝国*治*事及其与希腊关系的重要史料。
2.《居鲁士的教育》（Cyropaideia），全书分为8卷，是一部酷似历史小说的传记题材作品。书中的主角是波斯帝国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作者以流畅动人的文笔，通过描写居鲁士所受的良好教育，来说明*治家的训练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叙述居鲁士的丰功伟绩，借以阐发自己的*治理想，但具体史实往往经不起推敲。书中还记述了*事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如武器的种类，兵力的布置，进攻和退却的策略等等。透过此书，也可以看到其时希腊人尚未充分形成对其他邻近民族的歧视观念。
3.《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记述拉栖代梦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公元前—前年）的生平事迹。这位国王虽然腿有残疾，但富有*事才能，在位期间（前—前年）正值斯巴达国势由盛而衰的时期，他作为国家最高*事统帅之一，率兵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斯巴达称霸、与波斯交战、科林斯战争等）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书是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历史著作之一。阿格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因而作者对这位国王推崇备至，赞扬他虔敬神明，诚挚待友，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下属宽厚仁慈，作战时身先士卒，生活中质朴勤谨。溢美之词，不一而足。
4.《斯巴达*制》或译《拉栖代梦*制》（LacedaimonionPoliteia），是一部讨论斯巴达*制，或者说讨论斯巴达人生活方式，探讨斯巴达国势兴衰的专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斯巴达社会、*治、*事、法律、风俗的重要原始史料。色诺芬与斯巴达的关系和他的个人经历，更突显此著的重要性。当然，要想全面深入理解此书的内容，必须结合《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等著作，以及当时希腊历史的实际情况加以研读。
5.《雅典的收入》（TheRevenuesofAthens），或译《论收入》《论财源》（Devectigalibus，WaysandMeans），此著的写作，很可能是针对同盟战争之后雅典财*极度困难的实际状况，着重讨论增加其财*收入的种种途径。虽然书中所提建议或设想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色彩，甚至脱离实际，但其立足点恰恰是社会现实。因此，此书对于研究其时雅典经济状况和希腊经济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6.关于回忆苏格拉底的系列论著。在这些对话体的著作中，对话的主角通常都是苏格拉底。一般认为，色诺芬主要是借苏格拉底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至于其中包含多少历史真实，则一直存有争议。《申辩篇》（Apologia）是讲述苏格拉底在面对雅典人的指控和审判时，在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申辩，可信度较高；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色诺芬追忆了导师苏格拉底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同时也叙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个人、友谊、美德等各种问题的见解。在《家*论》（Oeconomicus）中，苏格拉底和雅典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伊斯霍玛科斯（Ischomachus）对话，讨论如何管理家*，如何使用奴隶，选购哪种奴隶管家，甚至娶什么样的妻子以使私有财产有所增加，还探讨农业的地位和社会分工，甚至土地买卖和投机等问题。《会饮篇》（Symposium）记述了那些名流贤达聚会时，在酒桌上就诸如性、晨练、饮酒等论题高谈阔论、畅所欲言。《希耶隆》（Hieron），是叙拉古的僭主希耶隆与智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就僭主的幸福所进行的对话。尽管苏格拉底没有出场，但仍可算是一篇与苏格拉底有关的作品。
7.一组短文：《论骑兵长官的职责》（Hipparchus）；《论马术》（OnHorseship）；《论狩猎》（Cynegeticus）。《论马术》是为那些有志养马赛车但不得其门而入的贵族青年而作。他在此文中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扼要介绍如何选购良驹、判断马龄、养马驯马、驯服烈马以及配备马具和武器装备等。他在《论狩猎》中指出，狩猎使人年轻而充满活力；狩猎者长寿、健康、勇敢、可靠。这些文章大都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字里行间时常洋溢着轻松、惬意、欢笑、和谐。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在色诺芬的作品集里还有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名为《雅典*制》（TheConstitutionofAthenians），写作时间大致在公元前—前年间，也有学者认为写于公元前—前年间。从写作时间和文风上看，它肯定不是出自色诺芬之手。此文自始至终以贵族寡头的口吻贬抑平民百姓，针砭时*。后世学者通常称此文的作者为“老寡头”（OldOligarch）或“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在希腊古典时代，不同*治集团、社会阶层或者民间人士，对于雅典民主制已有不同看法。不过，近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在考察雅典历史时，往往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