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健
当前，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图片说明：年11月3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来源：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就外部环境变化而言，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区域化趋势，并因区域贸易协定和新冠疫情得以强化。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产业链长度开始缩短，贸易强度也开始下降。从年到-年经济危机期间，全球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9%，这大约是同期全球实际GDP年增长率3.7%的两倍；但年—年，全球生产分工明显放缓，国际贸易量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全球货物贸易与GDP之比连续七年下降，为二战后最长的一次贸易衰退。尤其是中间品贸易明显放缓。年—年区域内贸易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量之比增加2.7个百分点，区域间贸易规模逐渐缩小。目前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结构呈现以美加墨为核心的北美链、以德法为核心的欧洲链和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亚洲链三大区域网络。同时，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日益加剧。由于疫情影响，中国今年GDP可能要达到美国的73%，这是自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后领先地位丧失最多的。还有人预计，中国可能会在年前后GDP超过美国。为此，从年开始，美国已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开始重返亚太，将安全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区”，中美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特别是目前世界正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而科技力量是国际力量格局的底层决定因素，各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将日趋白热化。
这充分表明，在新的外部环境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从战略高度进一步重视我国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历史也证明，任何大国要实现战略崛起，都不能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周边作为战略依托。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致辞中就指出，新形势下,中方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
为此，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新发展格局下的周边合作。
第一，加强和深化地区政治和安全机制建设，为周边合作营造一个良好区域环境。政治、安全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短板”，它不但制约着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提升，还为地区外势力特别是美国插手周边局势、牵制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离岸平衡”的切入点。
（图片说明：这是年11月15日在越南首都河内拍摄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仪式现场。来源：新华社/越通社）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抓住RCEP签署和合作抗疫的时机，以经促政，以非传统安全促传统安全合作。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暴发，都曾成为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转机和动力。目前，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进一步向前发展，特别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增强安全合作功能；要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系列峰会机制，进一步充实传统的10+3、10+1机制，并体现更大的安全合作开放性；要进一步扩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并推动亚信会议机制进一步完善；要进一步努力管控好周边安全热点与涉华主权争端，在地区稳定与主权权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最近，应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有效管控中印边界冲突，建立长效的地区稳定机制。
第二，将周边地区打造成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地区，构建产业链合作体系。中央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链的延伸、转型和升级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区域，通过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达成。数据表明，亚太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多、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年亚洲制造业GDP超过7.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50%以上，其中中国为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3%；日本为1万亿美元，占比为14.7%；韩国为亿美元，占比为6.3%。特别是随着RCEP的签署，由于15个国家之间得以采用相同的原产地规则，将显著降低供应链延展至该区域的成本，有助于产业链在区域内部相对稳定而有序转移，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率先构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依托，中国为主导的产业链。
例如，应在中、日、韩原有互补性较强的产业链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三国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尤其是加强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并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为三国供应链安全提供机制性保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这些年已经通过越南龙江工业园、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产业园区，有效开展了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近年来，东盟国家纷纷提出了产业升级规划。例如，泰国政府提出了“泰国4.0”高附加值经济模式，马来西亚启动了工业4.0政策。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方面高度契合，因此，我们与东盟国家完全可以进一步开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合作。事实上，东盟已成为中国在北斗卫星导航领域开展全球合作的重要区域，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中国-东盟北斗智能产业园等合作项目和机构将带动相关产业链构建。
（资料图片：位于柬埔寨西南部西哈努克省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来源：新华社记者朱炜摄）
第三，要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人才和技术优势，通过周边科技合作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新发展格局下，自主创新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而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主动融入包括周边地区在内的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总的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拥有一定的基础，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中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及对话机制，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和联合研究中心，与东盟、南亚、中亚构建了区域技术转移平台。
今后，要根据周边国家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创造条件开展协同攻关，共同提出科技创新的亚洲方案。日、韩在我国亟需突破的芯片、高端电子产品、生物医学等领域，俄罗斯在航空、发动机等领域都有自己的特长。中国和俄罗斯共建的丝路创新园已有多家中俄企业入驻，俄罗斯科学院联合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设立了中俄海洋工程实验室，开展水下机器人研发。俄罗斯喀山国立技术大学联合西北工业大学设立中俄轻型动力联合实验室，进行小型航空涡轮发动机的自主研发，扩大无人机应用范围。年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三国推进科技创新合作，鼓励在数字经济和电信领域开展合作。其实，日韩与我国在半导体等产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闭环，日韩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市场有限，中国应充分利用RCEP合作平台和国内市场优势，探讨非军事商业领域内的高科技研发合作的可能路径。
总之，在新发展格局下，周边地区应成为中国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地区和首选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从周边起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王健为东方智库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