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位老人在穆兰附近的一家旅店里正处于弥留之际。他是狄德罗的一个朋友，在思想上深受这位哲学家的影响。当地的牧师对他束手无策：这个好人拒绝牧师为他做临终祈祷，说他是个泛神论者。德罗勒朋先生恰巧路过此地。他是什么都不信的一个人。他同穆兰教区的司祭打赌，说他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使这位病人再度皈依基督教。牧师同意与他打赌，但他输了：凌晨三点交给德罗勒朋先生处理，五点时病人就忏悔了，七点与世长辞。牧师说：“你一定是能言善辩，胜过我们这些人多矣！”德罗勒朋先生回答说：“我并没有说服他，我只是让他对地狱产生恐惧而已。”——让-保罗·萨特：《恶心》
正当抽象表现主义被用作冷战武器时，美国又发现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上帝。道德律中的宗教信仰早已被供奉在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之中，但是直到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才发现在祈祷时高声呼喊“和散那”竟是那样的有用。上帝无处不在：他在一万只气球里。年执行过一个《圣经》气球计划，把《圣经》装进气球里，让它们飘向铁幕的后面。年6月14日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打上了上帝的印戳，该法案规定在效忠宣誓的誓言中加上一句话：“上帝之下只有一个国家。”据艾森豪威尔的解释，这句话再次确认“宗教信仰始终贯穿于美国的过去和将来；这样，我们将不断增强我们的精神武器，这种武器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将永远是我国最强大的力量。”年，国会规定在美钞上印上“我们信仰上帝”字样，从此这句话成为这个国家官定的格言。
“既然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现成的千年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制定什么五年计划？”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个逻辑，基督教服从上帝制定的律条是永恒的传统，政治品德也要服从这个传统。通过祈求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保佑，美国的命运就此获得了上帝的认可。
美国人就像格罗顿学校里的孩子们一样，受到有关上帝的宠儿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在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对战胜敌人的人荣宠有加……《可兰经》《希腊神话》《旧约》……都说杀死敌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有关杀死敌人的目的和手段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如果你追溯希腊文化，读一读修昔底德的著作，就会发现你对其他与你同属一种文化的希腊人能做什么是有限制的，但是对于波斯人，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因为他是野蛮人。”
宗教性的责任为艾伦·杜勒斯这样的冷战斗士提供了动力。艾伦·杜勒斯是在长老会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就喜欢引用《圣经》作为其用间谍的依据（约书亚就曾派遣间谍进入杰里科）。年中央情报局迁入位于弗吉尼亚州规模庞大的新址时，杜勒斯就让人在以天文学家兰利（Langley）命名的兰利大厅的墙上镌刻他喜爱的《圣经》引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亨利·鲁斯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也喜欢从《圣经》的内容中汲取力量，“基督教伟大的前途就在于：探索，然后你就会发现……而这种前途和前提就是美国立国之本。”鲁斯很少星期日不上教堂或晚上睡觉前不跪下祷告。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鲁斯在女儿年死于车祸之后改而皈依罗马天主教。她改变宗教信仰这件事当时是美国媒体上最大的新闻，以致引起一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的嘲弄。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是这样的：鲁斯夫人在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期间，曾与教皇有一次有关教义的争论，教皇打断了她的话，提醒她说：“不过，夫人，你知道我也是天主教徒。”她还夸耀说在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她说服了他，使他成为长老会教友。
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写道：“鲁斯强烈地希望他能为提高国人的素质尽力，其动机无关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坚信他知道什么样的信仰对美国人有益，于是他就按照这种虔诚的信念行使自己的权力，尽管人们并不一致认为他的信念就是正确的。”他坚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同心协力，其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要依靠上帝”，他认为，“除了古代以色列之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按照上帝永恒的意旨行事。”在鲁斯看来，冷战是一场圣战，在这场圣战中，时代公司应为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和意图尽力。有一次他向时代公司的经理们发问：“这是不是民间战争的宣战？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民间的宣战是否可能不合法，而且有点疯狂呢？也许是吧，不过这样的非政府间的战争在历史上是有很好的先例的。”除了十字军讨伐中的雇佣军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私人船队外，还有什么可以引用来与之相比呢？
鲁斯最偏爱的神学家是担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荣誉赞助人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此人在冷战问题上却是一名“实在论者”，他认为在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是有意识地保持权力平衡，外交政策则应由精英权力机构负责，他人不得插手。尼布尔本人当然是这个精英群体中的权威性人物。另一方面。马丁·路德·金却宣称从他那里领会了“罪恶的宿根”。尼布尔在神学方面为《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读者端出来的却是自由主义“大餐”，因而获得了悉尼·胡克的赞同。胡克赞成重新提出“原罪”的教义，以此作为政治工具，使“上帝成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随着宗教上的责任渗入冷战的每个重要领域，20世纪50年代整个美国的权力机构似乎只有一个一元的基本观点作为其政策基础：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即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的一方之间的斗争。”杜鲁门总统曾警告说：“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要暴政还是要自由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共产主义是否认上帝的存在的。”这种观点把世界上各种复杂的关系简化为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斗争。炮制出这种观点，意味着这种“非黑即白”的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地拒绝逻辑思维和理性思考。年，乔治·桑塔亚那（GeorgeSantayana）在其著作中对这种主宰历史进程的曲解哲学化地描述为：“经久不变的想象被认为是知识，有条有理的幻想成了真理，自成系统的意志则被称为品德。”
在年轻的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Graham）的理论中，那种光明与黑暗、信仰上帝与不信仰上帝的区分已经不见了，他把杜鲁门的警告又推进了一步，声称“共产主义……一定有撒旦在为它出谋划策……不然怎么每当关键时刻都能让我们受骗上当呢？一定是撒旦赋予了他们超自然的能力、智慧和知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可能有别的原因。”诺曼·梅勒则作出了不同的判断：“美国在政治上最深层的病因就是她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国家。”
正是在这种宗教性的教条主义气氛下，麦卡锡参议员才能大行其道。在《严峻的考验》（TheCrucible）一书中，亚瑟·米勒把二百年前发生在萨勒姆的搜捕巫师行动和麦长锡时代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虽然时隔两个世纪，“两者都犯有同样的过错，那就是只要对立面说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朗朗乾坤，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情绪。如果不犯这样的过错，20世纪50年代对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这两次大审判的主要共同特点都是根据当众忏悔来定罪，不仅要求被告“供出他的同谋，并谴责指使他的魔鬼主人，而且还要用令人厌恶的过时的誓言来保证他已幡然悔悟、改过自新，这样他才能重新做人，加入由最清白的人构成的社会之中。”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对证据并不十分有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考验证人是否诚实。莱斯利·弗德勒同他的朋友欧文·托里斯托尔一样，早在50年代初就发现了这种宗教因素，他把这种过程描述为一种象征性的宗教仪式，他说：“忏悔本身并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忏悔，我们的自由主义就不能从只讲清白发展到还要承担责任。”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充分利用了公开忏悔的象征意义。伊莱亚·卡赞年在麦卡锡的非美活动审讯中供出了同谋，由此他获得了奖励，让他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愿意为他而进行战斗。卡赞的“演员工作室”受到奉行强硬路线的反共派的攻击，索尔·斯坦因（SolStein）便以耶稣会的精神站出来为他辩护，他强调说卡赞在戏剧界恰如其分地履行了其“反共的责任。戏剧界政治上落后，具有传教士的精神，他们更加重视同行的兄弟之情。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在我们的国土上为苏联的外围机构服务，实际上是增强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力量。”斯坦因分析说：“我们本应让过去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人，有机会把他们的精力转向真正的反共事业，如果这并不违背他们现在的信仰的话。”他还说，应该让卡赞有足够的空间，让他给那些“政治上后进的人一些机会来弥补他们以往的过失，这样，他们才能在我们反对共同敌人的事业中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样的分析并不足以使极端的反共压力集团“阿韦尔有限公司”（Aware,Inc.）满意，他们仍然抱怨说卡赞还在继续同那些“死不改悔分子”如马龙·白兰度、弗兰克·西尔弗拉、卢·吉尔伯特（LouGilbert）等人合作，居然没有聘用一个“积极反共的人物”。
美国委员会还委任美国最有名的告密者惠特克·钱伯斯为执行委员。这位告密者的证词毁掉了阿尔杰·希斯的职业生涯。惠特克将告密的技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致他在时代-生活集团的上级同事（钱伯斯当时是一名编辑）当着鲁斯的面对他说：“我想你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大概是《告密者》吧。”索尔·斯坦因激愤地写信给钱伯斯，告诉他，因为提名他为执行委员，“已经接到一些半夜以后打来的匿名电话，威胁说要把董事会的成员‘从地球上消灭掉’。”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上帝啊，我想我们干的这件蠢事永远也抹不掉了。”
钱伯斯在《目击者》上写道，他的自传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一个并不健全的社会，我们称之西方文明，一个人对它如此有信心，认为它如此伟大，乃至为了保卫这个社会甘愿牺牲人们珍视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这个社会还能苛求于他，对他进行责备吗？”钱伯斯把自己美化为大卫式的人物，他却因为拿起投枪反对共产主义而从《星期六晚邮报》那里拿到了美元。这家报纸用了8个星期连载了他的这本书。安德烈·马尔罗在读了《目击者》后对钱伯斯说：“有些人不是空着手从地狱回到人间的，你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的反共分子既有上帝又有金钱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够从中捞取好处，使反共事业成为一种兴旺发达的第二职业。在好莱坞，十字军把美国文化中一切不信奉上帝的异教徒清洗出去。两个通过报业辛迪加到处发表街谈巷议的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Hopper）和罗薇拉·帕森斯（LouellaParsons）抓住这个机会，就像比顿太太清扫厨房一样，也做起精神卫生工作来了。她们拿着高薪，充当保卫者复仇女神和警察局女监管理员的角色，其任务就是站在门口阻挡那些有原罪的人、不爱国的人和违反规则的人，因为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同一批模范圣徒们呼吸同样的新鲜空气的。这些堪称楷模的人物有路易斯·B.迈耶（LouisB.Mayer）、哈里·科恩（HarryCohn）、杰克·沃纳（JackWarner）、达瑞尔·扎努克、萨姆·戈尔德温（SamGoldwyn）以及其他一小撮人。“这两位女士对共产主义的凶狠堪与共产主义自身的行径相匹敌。”
霍珀和帕森斯自己可能没有想到，但她们确被称之为“战斗的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是五角大楼、海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用来特指一场绝密的运动，其目的是把“自由”这个主题贯穿于美国电影之中。年12月16日，星期五，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在好莱坞贯彻“战斗的自由”这个思想。根据一份绝密报告，“战斗的自由”旨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真实状况，阐明自由世界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并“唤醒自由国家的人民，让他们看到自由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激发他们起来与这种威胁作斗争。”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Simpson）解释说：“这样做是想提出一个口号，创造一个政治警语，让大多数人得到一个自发产生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贯彻到文化之中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宣传行动。”“战斗的自由”作为说教运动的基础，是由最高领导层批准的。但是直到翌年，五角大楼才找到一个具体传达这个想法的方式。年6、7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在加利福尼亚召集了几次会议，有一批全力反共的好莱坞人士参加，其中有约翰·福特、梅里安·库珀、约翰·韦恩和沃德·邦德。
这些会议在约翰·福特的米高梅公司办公处举行，会议长达6小时之久。根据年7月5日的一份备忘录，“韦恩先生称，由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由巴克杰克公司出品）中，他将用心地将（‘战斗的自由’）计划贯穿其中。”为了让大家了解如何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次日，韦恩把全体与会者请到他位于恩西诺的路易斯大街号寓所来看电影。“晚餐后，放映了《牺牲者》（TheExpendable）和《沉默的人》（TheQuietMan），韦恩先生和福特先生研究了这两部电影是如何表现有利于海军和自由世界文化的内容的。”
在另一次会议上，梅里安·库珀指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正在制作的一系列影片“缺乏主题……他希望惠特尼的电影中也体现这个主题（战斗的自由），并进而说明在其他影片中，他将注意反映这个主题。”随即作出安排，向惠特尼通报这一情况。科尼利厄斯（桑尼）·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惠特尼家族的巨大财富虽然交给他的堂兄弟乔克管理，但是他也有份。同乔克一样，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们两人的表姐妹就是特蕾西·巴恩斯），巴不得能为中央情报局效力。作为惠特尼信托公司的管理班子成员，他答应让中央情报局利用这家公司作为工作渠道。在发起建立国家安全情报局进行心理战的人员中，他也是小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著名的制片人（年他与大卫·塞尔兹尼克开始共同经商，他们合作拍摄了《一个明星的诞生》《蝴蝶梦》和《飘》）。年他创办了C．V．惠特尼电影公司，并声称“我要摄制我将之命名为‘美国系列’的电影，让美国人看到我们的国家，而且还要让世界人民通过电影更多地了解我们。”美国系列的第一部影片是《搜索者》（Searchers），耗资万美元，导演是约翰·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