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我八年知青生涯里的“第一次”
江 凉
珠三角顺德老知青
也许是人老了，怀旧之情悠然而生。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海南兵团插队。前几年几乎每年都跟随一些曾经一起共事的农友们回农场看看。当看到农场近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农场插队的情景。因此，在空余时间，戴起老花镜，用笨拙的手指敲击电脑键盘，想将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记录下来。如何写起呢？就从我的知青生涯中几个“第一次”开始吧。
第一次远离父母
年末，我父亲经过将近两年的批斗审查，最后下放到天水地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村插队劳动改造。为了照顾父亲，正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强烈要求提前“毕业”，带着我5岁的妹妹陪同父亲调到张家川水电局工作。这时在兰州只剩下15岁的我和13岁的弟弟，为此，父母都非常不放心。借此机会，母亲连忙与远在广东的亲戚联系，很快，在顺德县北滘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九舅母接纳了我和弟弟。
在年寒冬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一家五口默默地背着各自的行李，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兰州。我们先送父母亲到张家川报到，安顿好后，母亲就请假送我们兄弟二人到广东投亲靠友。这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直到年，我从海南调回广西大学工作，才与父母团聚，期间隔了整整十年。
▼年12月离开兰州时全家合影留念
第一次被人叫叔叔
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有一天我去火车上的锅炉房打开水，前面有一个小女孩正在装开水。当水满出来的时候，她因为双手都抓在水壶背带上，无法关水。急的她对着我大声喊：“叔叔，快帮我关水！”当时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才15岁，第一次被人叫叔叔。我红着脸，连忙帮她把水关上。回到座位，我告诉了母亲。母亲笑了笑，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说明你已经长大了，作为一名大人，你今后要独立生活了，还要记住帮助带好弟弟。”
第一个报名赴海南
母亲将我和弟弟送到了顺德九舅母家，就遇到了年的元旦。这天，母亲带我们兄妹和表妹建红一起到广州探望大舅父。碰巧，四舅父家的表姐潘慧琳从海南屯昌的农场（只记得是兵团六师的）回广州探亲，也来大舅父家。那天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绿军裤，一身标准的兵团战士的打扮，带着一脸的微笑，向我们叙述着她在兵团插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也被她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母亲悄悄地对我说：“你看你表姐现在的工作多好，你不是想当兵吗？建设兵团也是部队管理的，将来你毕业了也去兵团工作”。没想到，这句话在后来真的就应验了。
年9月，我在顺德北滘中学高中毕业了，刚好碰上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来珠三角地区招收职工。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三天两头到我家，动员我报名，但每次都被我九舅母以我的父母不在身边而拒绝。可是我父母对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安排太过上心了，两人专门请了假，带着我妹妹急急忙忙就赶来了顺德。这下可好了，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就逮着我父母不放，反复进行动员。
不知是因为架不住居委会大妈们的游说？还是因为要效仿我表姐的榜样？我母亲最终还是答应让我报名去海南了。但前提条件是：将来我弟弟毕业一定要安排在工厂，另外将我妹妹的户口从甘肃迁来顺德。为了使我能够顺利报名去海南，北滘街道的领导就爽快的答应了。这样，我就成为学校第一个报名去海南的学生。在我的影响下，另外三位同班同学也先后报了名，但他们作为第二批，被分配到海南澄迈的红光农场，即兵团五师九团。
▼年我（后左二）插队前夕，我家与九舅父家的合影
不久，我就收到了北滘公社武装部发出的《光荣入伍通知书》。年10月4日，一早我背着背包，由九舅父陪同到公社武装部报到，与各位领导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后，我们走出武装部，只见道路两旁挤满了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街道的领导给我们每个奔赴海南插队的知青的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哭泣，回头一看，是九舅母。她含着眼泪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抽空常写信回家。说完她连忙转身走了，看着九舅母的背影，我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我们的队伍朝着汽车走去，在道路两旁的欢送队伍里我看见弟弟担任北滘中学的鼓手，他双手使劲挥舞着鼓槌拼命敲打。又听到妹妹和表妹在北滘小学的队伍里大声喊：“大哥！大哥！”“大表哥！大表哥！”，在北滘中学的门口还看见小表弟在保姆的怀抱里朝着我不停地摇着小红旗。我一路走一路哭，受到我的情绪影响，队伍里也有不少人哭了。领队的街道领导急忙跑到我身边对我说：“上山下乡是光荣的事，应该高兴，不要哭了，影响不好”。但不管她怎么劝，我的眼泪就是止不住。到了汽车旁边，我被人拽上了汽车，车开了很长一段路，我的情绪才逐渐平复下来。在大良我们与其他公社的知青汇合，然后在傍晚随大队乘坐“花尾岛”（一种没有动力，被拖轮拖行的轮渡船）到广州，第二天再转乘“红卫轮”，赴位于海南儋县的兵团五师四团（西联农场），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
第一次下连队
到了农场后，我们被送到武装连驻地附近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一个星期后，学习班结束，我被分配到了一营三十八连（洛南分场洛南新点）。
下连队的那天，汽车载着我们在各个分场转悠，最后才到达洛南分场。其他连队的人，早早就等在那里，很快就把人接走了，只剩下我和分在同一个连队的尹贵成（顺德龙江的知青，比我还小一岁）。等了很久，才看见三个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匆匆赶来。经介绍，其中一位年长者是我们的连长，其他的一位是班长，一位是司务长。班长和司务长把我们的行李绑在自行车上先走了，剩下连长一手一个拉着我们，像带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拉着我们朝连队的方向走。刚开始我们兴致很高，对路边植物、连队的情况不断向连长提出问题，连长也详细地一一为我们解答。大家有说有笑地走了很长时间，越走越累，越走越荒凉，我们的步伐越来越沉重，心情越来越紧张。连长见状，就提议在路边休息一下。乘此机会，我们提出要方便一下，两人就跑进了草丛中。这时，尹贵成提出返回团部，要求另行分配连队，但我们这时连回去的路也不认识了，两人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跟着连长继续往前走，终于在一个山头上望到了我们的连队——山下两栋茅草房。
下了山，淌过一条小溪，我们来到了连队办公室，指导员和一些连队干部围着我们，倒茶倒水，问寒问暖。连队的职工也从工地回来了，凑到办公室门口和窗户看热闹。我和尹贵成坐在那里不知所措，心情非常忐忑，连指导员当时都说了什么，全都不知道。
天逐渐黑了，连长带我们去食堂吃饭，晚餐是米饭和盐水煮芋头。炊事员（后来是我在后勤班的班长）看到我们是新来的职工，特别照顾，给我们每人盛了满满地一大碗米饭，又扣上一大勺芋头。糙米饭加上盐水芋头，使我们这些刚从鱼米之乡的珠三角地区走出来的人难以下咽，再加上分量又多，我们根本就吃不了。但又不敢说出来。没办法，我就问连长：“连队有没有养猪？我们想去看看猪。”连长感到奇怪：“黑灯瞎火，看什么猪吗？！要看也要等明天再看。”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连长才向我们指了指去猪栏的方向。
到了猪栏，我们四下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就急急忙忙把饭和芋头倒给猪吃。这时，在连队担任卫生员的广州知青陈巧华（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来到食堂打开水。发现了我们的“罪恶行径”，连忙向连长报告：“那两个新来的在倒饭”。实际上连长早已猜到了我们去看猪的真正意图，只是笑着摆摆手。
晚上，连队专门为我们新来的两位同事举办了一个欢迎会，会上陈巧华还带领团支部的团员青年为我们表演了一个歌舞节目《歌唱祖国》。他们那憨厚可掬的舞姿，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第一次领工资
在连队工作了将近半个多月，连队发工资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领到了工资。当时我的月工资是￥22元，扣除了9元多的伙食费，还剩12元多，这对当时的我来讲，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啦！
第二天，连队放假。我和几个年轻人结伴到团部去潇洒一回。一到团部，我首先去理发。理发室只有一位理发师带着一位女徒弟（看起来像是农场的职工子女），旁边有几个人在等待。我因为要赶时间，就不断催理发师快一点。理发师被我催的有点不耐烦了，就让女徒弟先给我理发。女徒弟胆怯地拿起推子，小心翼翼地开始在我头上进行操作。突然听到她“哎呀！”一声。理发师走过来一看，就开始数落女徒弟：“叫你不要推的那么高，你老是不听”。然后帮我修了一下，就让女徒弟接着再进行操作。不久又听到女徒弟“哎呀！”一声，理发师又过来数落女徒弟一番，然后帮我修理一下，再让女徒弟操作。这样反复了几个回合，终于听到理发师的一句话：“没的救了，只有剃光头了”。我当时很生气，但面对一位女同胞又不好发作，只能用眼睛狠狠地盯着她。她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声：“对不起嘛！”，然后用推子将我的头剃光了。
▼我到农场后的留影
交了两毛钱的理发费，我直奔商场，花了八毛多钱，买了一顶草帽，马上戴在头上，一来可以遮丑，二来可以遮阳。接着我和同伴们一起来到冰室，花了一毛钱买了一杯咖啡，一毛钱买了一个饼。吃完后，就接近中午了。我们又一起来到团部招待所食堂，想看能不能吃点肉，因为，我们已差不多一个月没尝到肉腥味了。但是，还是很失望，招待所食堂除了米饭就是青菜。想吃肉的强烈欲望，促使我们下决心到县城那大去。为了节省费用，两毛五分钱的车票，我们也舍不得买，大家徒步从团部走到那大。到了那大，我们立刻到餐馆，每人花了一块钱，吃了一份猪肉炒海南粉。紧接着又花了五毛钱吃了一杯海南特有的刨冰。然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在县城瞎逛了一圈后，我们就徒步走回连队。
从那大到场部有8公里多，从场部到洛南新点又有6公里。我们马不停蹄的赶路，当在山顶上望到连队的茅草房时，突然一股酸水从我的胃里涌了上来，把当天所吃的所有东西全都吐了出来。我以为是吃坏了肚子，立刻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当连队吃晚餐的钟声敲响时，我马上跑到饭堂，打了整整八两饭，就着罗卜干，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饭后我非常纳闷：明明自己今天吃坏了肚子，怎么还能吃下八两饭呢？！最后咨询了“专业人士”——连队卫生员陈巧华，才搞明白：呕吐是因为我在吃饱东西后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下，就连续走了十几公里路程回来，太疲劳，造成胃痉挛。当知道这个结果，我又非常的后悔和可惜，因为，那吐掉的可是我一个月以来花了那么多钱才吃到的一丁点肉啊！
第一次当炊事员
到连队后，刚开始，我被分配在农工班。晴天时扛着长柄镰刀到新种植的橡胶园砍岜（将橡胶苗周围的杂草砍掉）；雨天时就学着老工人的样，只穿着一条短裤，再加上雨衣，找一条绳子在腰间将雨衣绑紧，然后上山种橡胶苗。那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因为工作表现好，不久我就被调到后勤班担任砍柴的工作。每天拉着牛车、拿着砍刀满山转。有时，还要赶着牛车到场部运输生活或生产物资。别小看这小小的后勤班，它可都是连队的精英，成员有：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保育员、种菜工和砍柴工等工种组成。因为洛南新点的职工人数少，所以每个工种只能有一个人，而且分散在各个岗位，工作都靠自觉。
一天晚上，我刚睡下，就听到司务长到宿舍拍门叫我：“小江，明天早上开始，你到饭堂煮饭。”我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说：“我不会煮饭。”“不要怕，班长会教你，保证三天就出师。”不容我解释，司务长说完，调头就走。果然，第二天早上三点多钟，班长就来叫我了。就这样我跟着班长煮了三天的饭，就开始独立操作了，而班长被调去种菜。
炊事员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上三点钟起床，先烧开水，等水开了把它灌到开水桶里，然后煮稀饭（熬粥），再煮一锅米饭（因为早餐有人要喝粥，有人要吃饭），最后炒萝卜干。六点钟准时敲钟，通知连队职工起床。等职工吃完早餐上工地后，将锅碗瓢盆洗干净，接着去挑水，整理柴火，等种菜工送来青菜，马上洗菜并开始准备午饭。炒菜也很容易，先在热锅里放少许油（每天整个连队才三两油），然后马上将青菜倒进锅里，用锅铲上下翻几下，就放点水去煮，等差不多熟了，就放点盐，最后在菜面上洒上一点油（目的是让青菜表面上闪烁着一点油花和亮点），接着即可起锅装盆（怪不得我三天就能出师了）。
中午一点多钟，收拾好厨房的瓶瓶罐罐，才可以回宿舍睡觉。等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又要开始准备晚饭，最后忙到七点钟左右才能回宿舍休息。每星期轮到我休息，也要煮好早餐后才能交给顶班的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出勤记录都在29.5天左右，工作非常辛苦，唯一的福利是我可以一个人住一个单间（实际上是保管大米和油盐的仓库）。就这样，我一直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坚持到去团部宣传队工作为止。
在连队排练的第一个节目
年9月，五师四团政治处发出通知，要求各个连队排练文艺节目，先参加营部的文艺汇演，然后选出优秀节目，再参加团部组织的演出。
接到通知后，连队的团支部书记、副连长王秀兰亲自组织团员青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我和陈巧华担任编导，林国华一把二胡担任伴奏。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排练，我们终于排练成功了一个男女声表演唱《工农兵盛赞样板戏》，我在节目中扮演一个工人的角色。参加营部的文艺汇演，我们的节目居然获得了优秀节目，被选送到团部参加演出。副连长还高兴地告诉我，政治处宣传科的陈贤忠还向她打听我叫什么名字。
国庆节前夕，我们到团部参加演出。临演出前，副连长突然找到我说：“今天晚上由你扮演解放军的角色。”我问：“为什么？”。副连长告诉我，因为扮演解放军的李XX的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当时还收押在监狱。而我父亲虽然也有问题，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相比之下，由我扮演解放军好一点，否则，政治处会追究政治责任的。没办法抗命，当晚只好由我扮演了解放军。演出结束后，其他人都很高兴，但只有我和李XX笑不起来。两人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跟着大家回到了连队。李XX当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和他应该是同病相怜吧！
▼我在农场的演出照
第一次到宣传队报到
年过完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厨房外边劈柴。这时连队司务长咧着个大嘴，笑盈盈地朝我走来。一边帮我整理柴火，一边对我说：“团部政治处来电话啦！说你工作非常辛苦，通知你去团部休养一段时间，明天就去报到”。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骂了他一句，就没再理他。司务长还是笑嘻嘻地说：“你要是不信，等一会指导员就会通知你了”。果然，就见指导员急匆匆地走了过来。隔了老远看见我就喊：“小江，团部政治处通知你，明天到团部宣传队报到，带上行李”。
当晚，我很久都没有睡着，始终对这个通知半信半疑。第二天一早，我把行李捆好后，就交给司务长说：“我先去团部政治处探个究竟，如果通知是真的，我就打电话回来，到时请你把我的行李送的团部。”司务长笑着满口答应了。
我连忙赶到团部，小心翼翼地推开政治处办公室的门，只见一位干事正在工作。我急忙问到：“团部宣传队是在这报到吗？”“你是那个连队的，叫什么名字？”干事问我。当我报出自己的单位和名字后，干事查了一下文件，马上说：“嗷！有，你马上到团部小学饭堂报到。”听完这句话，我连“谢谢”都忘记说了，转身就跑，找到一个电话机，立即打电话到连队，让司务长把行李送到团部。
拿到行李，我立即赶到团部小学饭堂。只见饭堂打扫的很干净，中间用幕布拉了一道帘，一边是排练场，一边是男演员班和乐队班的宿舍，女演员宿舍在饭堂后面的一个仓库（也有可能是厨房）。在这里我首先见到的是古群，之后又认识了贤忠、浩章、大伯、东龄、广生、小勤、候宣、曾记、老蒋、毅平、淑敏、天芬、晓丹、松玲、静娜等。从这以后，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我们在海南工作和生活中最有意义、而且非常快乐的日子。
在团宣排练的第一个节目
到团宣报到后没多久，兵团宣传队到我们团进行巡演，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节目非常受广大农场职工的欢迎，是秧歌剧《军民曲》。团宣决定学习和排练这个节目，并决定由我来扮演剧中老工人——金有义。接到任务后，我马上跟随兵宣扮演金有义的演员进行学习。
秧歌剧的表演，首先是要求演员要和着锣鼓点以及音乐走好秧歌步。但我刚参加团宣，心情比较紧张，整天都忐忑不安，深怕表现不好被退回连队。因此，在排练时，步子总是踏不到点上。眼看兵宣在我们团巡演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还是掌握不了要领，急得队长陈贤忠瞪着我直嚷嚷：“哎呀！你这个人真笨！”。看到队长着急的样子，再加上年轻人自尊心的驱使。我抛开其他的杂念，每天都找个僻静的地方，提着个水桶做道具，自己念着锣鼓点，不停地练习秧歌步。
俗话说的好：笨鸟先飞，熟能生巧。没多久，我的秧歌步就走的有模有样了。随着演出的不断深入，我对剧中的角色的表演也更加熟练，这个节目也获得了观众的普遍欢迎。最后，许多人见了我的面，不管是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都不叫我的名字，直呼：老金！金有义！就连团部小学的学生见到我，总是跟在我的后面叫我：老金！金有义！还学着我演出时的样子走秧歌步，极不规范，又很难看。有时候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也很烦，转身追上去呵斥他们，吓的他们四处逃散。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表现大可不必，大家叫我老金，正好说明我演出的角色已经深入人心了，这是大家对我表演的一种认可，我应该觉得骄傲才对。
▼团宣传队在工地演出
第一次参与杀猪
年，农场组织声势浩大的高田坡垦荒大会战。我们宣传队组织了一支小分队到会战工地进行宣传鼓动，并参加劳动。
有一天，机关饭堂的司务长从团部畜牧队拉了一头猪到工地，准备给机关参与会战的人员改善伙食。碰巧我当天在工地广播站值班，司务长就要求我帮忙杀猪，任务就是抓住猪脚，不让它动弹。等杀猪用的水烧开了，接猪血的盆也放好了，猪也放倒在案板上且四脚被人死死的摁住了，似乎一切就绪。突然听到杀手叫了一声：“拿刀来！”。这时，司务长才发现，走的太急，忘记带杀猪的尖刀了。现在回去取，肯定来不及了，怎么办？！
突然。司务长灵机一动，就地取材，在旁边的竹林砍了一棵竹子，削成一个带尖的竹片，交给杀手。可是猪皮太厚，竹片插不进去。最后杀手用菜刀先将猪脖子上的皮切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将竹片从这个口子插进猪的心脏，整个过程非常残忍。在实施屠宰的过程中，突然，听到司务长大声喊了起来：“小江，你捂住脖子干什么？快抓住猪脚！”原来我在一边帮忙抓住猪脚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而去捂住自己的脖子。这可能是受到杀猪的操作过程以及被杀的猪的惨叫声的影响，而条件反射，自我保护吧。
第一次表演相声
高田坡大会战期间，兵团宣传队也派了一支小分队赶来参与。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到各个工地为职工表演节目。我作为同行的东道主，也自然以向导的身份陪同他们的整个活动。
在演出过程中，我发现兵团宣传队张耀表演的相声非常受职工欢迎，经常要返场好几次。经了解，张耀在前段时间，曾陪同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到海南各地演出和采风，从中在相声表演技巧方面得到了马季先生的指点，受益匪浅。为此，我非常羡慕，心里也默默地下决心向他学习相声表演技巧。在之后陪同兵宣的演出过程中，我重点观摩和学习张耀的相声节目。白天用心去记，晚上回忆并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剧本。
▼我在大会战开荒工地表演相声
等高田坡大会战结束，我回到团部，马上找到男演员班的曹华建，把我想学习表演相声的想法告诉他，并邀请他一起合作，马上得到了他的认同，之后我和曹华建就利用一些时间进行排练。我们排的第一个相声节目的名字是《猪尾巴》，这是在当时讽刺苏联国内物资匮乏的一个节目。
不久，宣传队奉命到县城那大参加儋县农垦系统的文艺汇演。在我们宣传队演出过程中，突然因为有演员要抢装，需要有一个小节目临时救场。我请示了队长陈贤忠，并得到他的同意，拉着曹华建就出去表演了相声小段《猪尾巴》。谁也想不到，表演效果出奇的好，观众的反映非常热烈，纷纷鼓掌，要求我们返场，只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准备备用的相声节目。
如今，曹华建先生已经在前几年因病去世了，我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他，也非常的怀念他，愿曹华建先生在天国一路走好！
▼和我一起表演相声捧哏的曹华建在农场时的留影
第一次领工分
因为我和曹华建在那大农垦系统文艺汇演中比较出色的表演，我被儋县文化馆相中了。原来儋县文化馆要组织一个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到海口，参加海南地区农村业余文艺汇演。儋县文化馆写了一个相声剧本，正愁找不到演员。所以，向西联农场请求将我借调到县文化馆，并加入由中和公社组建的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到海口参加演出，任务就是协助他们表演相声。
西联农场最终同意了儋县文化馆的请求，队长陈贤忠亲自将我送到那大，交给儋县文化馆，当天我就和中和公社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前往海口参加全区农村业余文艺汇演。到了海口，我才接到剧本。但我对剧本不太满意。经征得作者的同意，我和我的搭档——一个满口海南普通话的农村小伙子（名字我不记得了）一边修改，一边排练。还好，节目经过两轮演出的比拼，最后获得了“表演二等奖”。回到那大，还在县体育场向全县的领导和群众进行汇报演出。
演出结束后，我发现队员们都聚在一起，就不经意地走过去问了一句：“你们在干嘛？”“在领工分补贴”队员们回答。当一听是发工分补贴，我转身就走。但马上听到有个女孩子在喊：“小江，别走，也有你的”。我走过去一看，哇！真的。工分补贴每人每天5毛钱，参加汇演前后有十五天，每人7块5毛钱。但是，因为我是从农场借调来的，我比其他人要多领一份，每天1块钱，共计15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领到的工分补贴。当我领了钱离开时，还引来了不少农村女孩子羡慕的眼光。还好，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短。否则，有可能我会一辈子留在儋县领工分了，因为儋县农村女孩子的泼辣和开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演出第一次拉大幕
我们宣传队的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后面挂一幅幕布，前面用支架装两盏碘钨灯，再装上两个开会用的话筒，一个扩音机，两个高音大喇叭，就是我们演出场地的全部家当。年的一天，我们在仓库发现了过去农垦宣传队使用过的一幅枣红色的、天鹅绒面料的幕布，大家如获珍宝。马上拿到团部缝纫组，请缝纫组的大妈们帮忙修补，成为我们宣传队第一幅大幕。
不久，宣传队在团部演出，队长陈贤忠将安装大幕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感到无上光荣。在演出前我认真安装，反复检查，陈队长也先后过来询问，并且试了几次，我确保大幕能够正常使用。但我要参加演出，而且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全体演员和乐队都要上场，拉大幕的工作交给谁呢？最后，陈队长决定把第一次拉大幕的光荣任务交给在宣传队协助搞创作的广州知青李思翔小姐执行。我郑重其事地向她讲解了拉大幕的整个操作过程，并反复强调哪条绳子是开，哪条绳子是关。李思翔试着拉了几次，也表示她已经清楚了，还叫我放心。
演出开始了，报幕员陈静娜站在新装的大幕前，无比骄傲地宣布：“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团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我在台上马上示意李思翔拉大幕，可见她使尽了吃奶的劲，大幕就是拉不开。静娜等了好久，迟迟不见大幕拉开，没办法，只好尴尬地走了进来，地下的观众也开始议论纷纷。这时急的陈队长冲着我直喊：“江凉，你怎么搞的嘛！？”。我连忙从台上跑过去问：“你是不是把开和关的两条绳子搞反了。”但李思翔的回答差一点就把我气晕了：“没有，我还专门把关大幕的绳子分开绑在这里了。”我的天呀！原来，这个书呆子没搞清楚，拉大幕和关大幕的两条绳子实际上是一条，大幕的开和关的操作过程是一条绳子的循环作用。李思翔将关大幕的那条绳子绑在柱子上，就等于将整条绳子绑死了，固然也就拉不开大幕了。我急忙把绳子解开，还没有等我跑回台上，李思翔就把大幕拉开了。此事在后来成为我们宣传队员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料。
好事不长久，在一次演出过程中，大幕被烧掉了，那是我们宣传队到霸王岭林业局演出时发生的。当天，山上的风很大。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全体人员都上台了，大幕拉开时没有人护送。结果被风吹起来，卷在碘钨灯上烧了，真可惜！
第一次到农村演出
西联农场附近有许多农村，农场和附近农村的土地、胶林纵横交错，双方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为了缓和所谓的军民关系，宣传队有时要到附近农村进行慰问演出。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附近农村演出的一些趣事。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来到团部附近的一个农村，开始只有一个村干部接待了我们，但他只是把我们带到当晚演出的场地，就走了。当时正是农忙季节，四周围除了一些农村小孩围着我们看热闹，就没有任何动静。大家一边装台，一边正在疑虑晚饭的着落，心情无比的惆怅。直到舞台装好了，才听到在远处传来杀猪的惨烈叫声，这时大家才有了笑脸，互相诡秘地打着招呼。
因为村干部临走时交代，村里水库的水有限，要等到我们演出时才能发电。因此，陈队长就要求我们趁天没有黑先化妆，但嘴先别化，留着吃饭。等我们化好妆后，天也黑了，只见几个村干部担着饭菜和碗筷来了。大家四个人一组，各自盛一碗饭，合共吃一碗菜，菜是黄豆芽炒猪肉，不够可以再加。因为时间太短，猪肉都切成大拇指那么大小，又没有煮烂，硬的要命，尤其是猪皮，怎么也咬不动。当时我和小勤、广生、候宣四个人被分到一组，不知是谁先开始，直接用手从菜碗里把猪肉抓起来，放在嘴里将肉咬下来，马上把猪皮和骨头丢给围在周围的狗，这样就加快了我们吃肉的速度，很快我们四个人吃了一碗又去加一碗，这样连续加了好几碗。
人和狗都吃的饱饱的，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旁边的人都很纳闷，但因为天黑，又看不清楚我们的动作。直到村里开始发电，准备演出了，许多人还没有吃饱，尤其是那些女同胞。有人走过来悄悄地问我们，当我们告诉她其中的奥秘时，她们才恍然大悟，纷纷指责我们不早告诉她们。我们几个却暗自高兴：“好在没有提前告诉你们，否则，这一桶肉菜都不够分的。”
第一次被剥夺上大学的机会
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们团也展开了在知青中推荐选拔招生工作。我被所在连队作为候选人推荐到营部，营部又从下属的七个连队推荐的名单中选拔了三名候选人报送到团部，其中就包括我。之后那几天我几乎天天都跑到团部去打探消息。终于有一天在团部机关饭堂碰到司令部管理档案的小张。他一见我就大声喊了起来：“小江，好消息，你被调档了”，我连忙问：“什么学校？”“长沙铁道学院”，我一听高兴的跳了起来。
但只高兴了半天时间，下午就听到了我被取消上学资格的消息。原因是团里最近调来了一位副团长，他的儿子要求去读书，但招生名额已满。团政治处的杨主任亲自审查名单，指着我的名字说：“江凉是宣传队的骨干，不能给他走”。他的一句话，我就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紧接着，佛山农机学校也来我团招生，并指明只招收佛山地区的知青。本来我作为被连队推荐上来的顺德知青，是最有资格被该校录取的。
但就因为杨主任的口头指示，团部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再考虑我了，可在被推荐上来的候选人中又找不到佛山地区的知青。这时，在团部附近综合厂工作的一位顺德知青（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听到消息，马上跑到招生办去申请，工作人员只登记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就让他回去等通知，下午这位知青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高兴的专门跑到宣传队找我，笑嘻嘻地对我说：“你有99%的机会去读书没有被录取，可我只有1%的希望就成功了”。为这事，我懊恼了好几天，但又不知道如何去申诉。
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
年的一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特使英萨利要到西联农场访问。那天整个场部机关和附近的卫生院、加工厂、综合厂以及红卫队等单位的干部职工等纷纷行动起来，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准备迎接外宾的到来。宣传队作为迎接外宾队伍的前列和主要成员当然也不例外。当宣传队马上就要出发时，保卫处的两名干事突然来到宣传队驻地，当众宣布：“江凉和欧阳炳伟两人不能参加迎接外宾的任务”。原因很简单：江凉是因为家庭有政治问题；欧阳炳伟则是因为其相貌有缺陷。命令宣布后，我和欧阳两人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低着头，含着眼泪，默默地走出宿舍。我转身走上场部的水利沟，欧阳则向场部商场方向走去。
说起欧阳炳伟，至今我都为他感到可怜、可惜和可悲。欧阳是队里的笛子演奏员，他的笛子演奏是跟随他在广州空军文工团担任笛子演奏员的哥哥学的，技巧非常好。但就是因为其相貌有缺陷，而不能上台独奏，只能躲在乐队的后面进行伴奏。如果要上台参加乐队合奏，他也要带上一个宽边眼镜用来“遮丑”。欧阳这人非常好，但他显得很内向，在大家的面前他总是默默不语。可是每当遇到别人有求于他，他总是非常热情地去帮助别人。但在前些年，他跳楼自杀，终结了自己可贵的生命。原因是他相貌有缺陷，招工回广州后，工作和婚姻等问题都不尽人意，种种打击，使他心灰意冷，最终走向不归路。
▼照片中吹笛子的是欧阳炳伟
当天，我站在水利沟旁边，听着远处传来的锣鼓声、口号声，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作为宣传队的一名骨干和主要演员，平时队里的很多事情都会交给我去完成，而且我还担任了一些节目的编导工作，在同事面前我确实树立了一定的个人威信。但为什么一碰到政治问题，就要把我抛到一边，而且毫不讲情面。我作为年轻人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感到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说老实话，当时我连死的心都有了，真想一头扎进水利沟，一了百了。
之后，我的性格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总想找机会发泄心中的不满，动不动就向同事们发脾气。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情，我还哭着闹着不去吃饭，并扬言要回连队，不去演出，队长和同事怎么劝也不听。因为我是队里的主要演员，队长和几位领导只好躲一边，商量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以及对当晚的演出采取何种补救措施。看着领导和同事们着急、无奈和失望的表情，当时我也感到后悔和自责。所以，等同事们都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化好了妆，然后把蚊帐放下来，躲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等同事们都吃完了饭，在化妆时，副队长吴小勤小心翼翼地走来，想叫我去吃饭。当他掀开蚊帐，看到我已经化好了妆，马上转身，高兴地向队长报告：“行了！没事了！江凉已经化好妆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另外，也为我当时给队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带来的烦恼而感到不安和愧疚。在此，我特地要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第一次主演大型话剧
年，我被调到海南农垦文工团（前身是兵团宣传队），工作关系和户口也从儋县迁到了海口市。刚开始，文工团还是以表演一些自编自演的歌舞、小品等节目到各农场慰问演出为主。年，农垦局政治处要求文工团排演一些盈利性的节目创收。团里的领导就把我们平时下农场慰问演出的节目拿到海口府城剧院卖票公演，第一天的上座率还好，基本满座。但第二天的演出到下午才卖出了一张票。领导无奈马上取消了当天的演出。
经过研究，团领导准备排演大型话剧《七十二家房客》，并指派我担任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在团里的安排下，我和一些主创（演）人员前往广州到省话剧团观摩学习。回到海口，我们先把《七十二家房客》的剧本由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其中又夹杂着海南话），之后在聘请的省话剧团的导演的指导下展开了排练。
▼我参加的《七十二家房客》演出剧照
▼我在《七十二家房客》里的造型
在海口公演时，该剧的演出效果比较好，票价卖到四角钱一张，而且还场场爆满。接着我们就开始到海南岛各个县市进行商业演出。商业演出与以往的慰问演出不同，到演出地点没有人接待，我们要带着行李和道具下去，每天东奔西走，自己煮饭，睡在舞台，卖票演出，有点像往时跑江湖卖艺的艺人。
年5月，在演出途中，我接到了调往广西大学的调令。我一边演出，一边和接替我的演员进行排练，直到他能够上台演出了，我就告别了团友们，只身回到海口。团里除了团领导和后勤人员，以及正在训练的十几个学员外，整栋大楼空荡荡的。我连忙整理好行李，临走的前一天，龙书记和林团长请我吃饺子，席间林团长拿出几张《七十二家房客》的演出剧照对我说：“你在文工团工作的这几年表现很好，临走我也没什么东西送给你，就把你参与演出的《七十二家房客》的剧照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就这样，我揣着团长送给我的剧照，离开了我为之奋斗、贡献了美好青春的海南岛，从而结束了八年的知青生涯！
作者：江凉，珠三角顺德老知青。年10月，在北滘中学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团（后恢复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年调海南农垦文工团工作。年回城后曾在广西大学电化教学教研室、珠海银都酒店工作，直至年退休。
来源：一壁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