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哪些东西在您治下？”
“一切都在我的治下。”国王的回答出奇的简单干脆。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不付出代价是得不到文化的自由的。此后的17年中，中央情报局向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有关项目投入了几千万美元。身负如此重大责任，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在起着一个文化部的作用。
中央情报局极力把文化变成冷战武器的一大特点就是把“非官方”团体或“朋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网络，形成一支非官方的联合部队。这就是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公司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创造性的联合。这些机构和个人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提供掩护，并为该局在西欧的秘密活动提供经费来源的渠道。此外还可以依靠这些“朋友”在国内外为美国*府的利益讲话，但是又表现得他们讲这些话纯粹出于自发。这些个人和机构保持着“非官方的”身份，实际上却是中央情报局委任的从事冷战风险投资的资本家。
组建这样一支联合部队的灵感来自艾伦·杜勒斯。在他同他的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合伙开办萨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时，他就开始在战后筹建基金会了。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表面上是“一批非官方的美国公民”发起的，但实际上却是中央情报局野心勃勃的外围组织之一。年5月11日在纽约登记注册成为法人组织后，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宣布其宗旨是“利用逃亡的东欧人多种多样的专长来开展各种项目，以此积极地与苏联的统治地位作斗争。”委员会坚信，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要依靠物质手段，也要依靠思想的力量。不久该委员会就打进了文化冷战的所有领域。国务卿艾奇逊宣称：“国务院对于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感到非常高兴。国务院认为这个组织的宗旨非常好，欢迎它加入这个行列并予以全力的支持。”国务院对委员会公开表示祝贺，其用意就是掩盖它的官方背景，同时也掩饰它完全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操纵下运作的事实。该委员会百分之九十的经费是由中央情报局从无须任何凭证的特殊经费中提供的。在艾奇逊的支持背后还有一个被掩盖起来的情况。虽然委员会的章程中有一条说“本法人组织的任何活动均不得用于宣传”，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做这件事的。
年12月，艾伦·杜勒斯转入中央情报局，从此他就成为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不挂衔的后台老板”，同卡梅尔·奥菲一道工作。奥菲在该委员会一年前成立之时起，就一直替威斯纳的*策协调处监管这个机构。现在由杜勒斯来负责组织其下属各委员会、确保预算拨款、制定战略。杜勒斯作为建立自治机构的创始人之一，他懂得美国的冷战计划的成功要看它“能否在表面上独立于*府之外，看上去是反映热爱自由的个人自发的信念。”单从这方面来看，冷战时期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有限公司）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将外交*策机构“公司化”这一点上堪称楷模。
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下面分设了各种委员会和小组，许多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读读这些委员会成员名单犹如在读《美国名人录》一般。相互密切联系至关重要。保罗·法莱里（PaulValéry）曾经开玩笑地评论说，欧洲人的雄心壮志要由一个美国的委员会来管理。这种相互联系又给这句玩笑话增添了新意。在德国任高级专员的卢修斯·克莱，曾经为创办《月刊》杂志大开绿灯；考尔斯出版集团的总裁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Cowles），同时也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管理班子成员之一；此外还有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福特二世；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托管人卡尔普·霍比（CulpHobby）曾允许中央情报局利用几个家庭基金会作为管道；弗朗西丝·斯佩尔曼（FrancisSpellman）是冷战骨干分子；时代-生活杂志的经理C.D.杰克逊是心理战老手；约翰·休斯（JohnHughes）任美国驻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另外还有朱利叶斯·弗莱希曼，亚瑟·施莱辛格，塞西尔·B．德米尔（CecilB.DeMille），斯皮罗·斯库拉斯（SpyrosP.Skouras），达瑞尔·扎努克（DarrylZanuck）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其中有企业家、律师、外交官和马歇尔计划的行*官员、广告业经理、媒体大亨、电影导演、记者、工会工作者，当然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部分人数量不少。
这些人都是“知情者”（witting）。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话，所谓“知情者”指的是“本行中的内行”。他们懂得当地的语言，识得密码，熟悉习俗，辨认各种标识。凡是“知情者”都可以加入俱乐部，说特殊语言，懂得各种暗号，知道交朋友的重要性。那些“不知情者”则被排斥在俱乐部之外，这样的人“对他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知觉，对于指导封闭的情报圈的各种高级概念一无所知。”中央情报局特工唐纳德·詹姆森可以放手去接触那些有能力参与隐蔽项目的美国同胞，把他们网罗进来。他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凡是美国人，我都可以跑去找他，对他说‘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想向你了解这个那个’，最不济的我也能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并同他们讨论一些问题。”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到哪儿去都不用敲门，门总是为他们敞开着。
杜勒斯的自由欧洲委员会（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名称）成立整整12个月后，这个“非官方”行动的核心组织已经从“试验性的起始阶段转入一项广泛的、目标明确的计划，以相当大的规模开展了各种行动”。手中掌握这样一件工具，正逢其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以争取“思想上的胜利”了。此时，自由欧洲委员会已拥有名工作人员，其中名是美国人，许多人是欧裔，委员会拥有名具有专长的东欧流亡者。第一年的预算就高达美元。另外还有万美元的预算专用于委员会于年在柏林建立的自由欧洲电台。在短短的几年中，自由欧洲电台就建立了29个播送站，用16种语言进行广播。任何人只要他支持斯大林*权，电台就“用德摩斯梯尼或西塞罗在《斥菲利浦篇》中惯用的一切伎俩加以痛斥。”自由欧洲电台还从铁幕后面招募通风报信者，监听共产*方面的广播，搜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反共讲演和文章，将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散发给学者和记者（包括隶属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学者和记者）。
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筹款机构叫作自由十字*，该组织的重要发言人和宣传者是一名叫罗纳德·里根的年轻演员。自由十字*被用作洗钱机构，把洗干净的钱用于支持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比尔·凯西主持的一个计划，即纽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据说这个难民委员会还参与协调工作，帮助纳粹分子从德国偷越国境前往美国，美国则指望这些纳粹分子能帮助*府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杜勒斯把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安插在重要岗位，通过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自由欧洲委员会。如果发生了问题需要通过“非正常渠道”加以解决，杜勒斯只需召集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纽约的一个俱乐部或一家饭店开个会就行了。绝密文件中记录了一系列杜勒斯在尼克博克俱乐部和德雷克饭店主持的会议，（在这家饭店举行会议，就在那里租一间房。究竟有多少冷战战役是在饭店的房间里发动的呢？）另一些会议则就在中央情报局总部里杜勒斯或威斯纳的办公室里举行。
《洪堡的礼物》中讲故事的人曾说：“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一次大行动，一次非常大的行动。”在评论美国精英分子自愿充当“武装民船船员”的忘我精神时，亨利·基辛格写道：“那一代美国人的光荣在于他们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并具有高超的技巧，勇于承担起他们的责任。通过重建欧洲、鼓励欧洲团结起来、建立经济合作机构、保护我们的盟友，他们拯救了自由。这种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堪称美国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项目官员、格罗顿学院的校友亨利·布雷克（HenryBreck）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当然，如果你参加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你就必须战斗，而上层阶级在战斗中是最奋勇向前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是最大的。”
当他们不是在俱乐部里或饭店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布雷克所称的上层阶级照样热衷于寻欢作乐。威斯纳和他的同僚们精力旺盛，充满自信而且口若悬河，此时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社交聚会，享受人生，其程度并不减于他们致力于把世界从共产主义威胁下拯救出来。威斯纳十分喜爱跳一种叫作螃蟹横行步的舞。传奇式的马丁尼酒消费者（有时不论什么酒，只要他能买到，他都狂热地购买）。安格尔顿总是随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的乐曲在舞会上不拘一格地自由起舞，常常是不用舞伴，一个人跳得非常起劲。英国*情局六处代号叫“C”的莫里斯·奥德费尔德（MauriceOldfield）也极爱跳舞。珍妮特·巴恩斯（JanetBarnes）回忆道：“莫里斯经常到长岛来拜访我们，晚上就在树下翩翩起舞。”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古怪时，“各种现象也越来越复杂”，这批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像一把火一样熊熊燃烧。”
这批人疯狂地宴饮，白天却照样尽职尽责地工作，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世界新秩序的经纪人之所以能够继续燃烧下去，精力没有很快耗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实在无比巨大。狂欢后的第二天，他们又忙于保住他们的投资，增加他们的资产。秘密行动特工威廉·科尔比说：“有些美国人会愿意有人把钱转入他们的账户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钱捐献出去。我们就跑出去四处去物色这类美国人。如果你去任何一个美国的机构、公司或其他什么单位，对他们说，‘为了国家利益，你愿意把这笔钱转作他用吗？’他们会对我们表示敬意并说，‘绝对没有问题，我十分高兴为你们效劳。’把钱转到世界各地用于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这可能并不是巨额资金，但是小笔的钱都能按照我们的方向支付出去。这种资金一路转过去，最后就是不加掩饰地交给使用者。我就干过这样的事。一般是把一捆捆的当地货币放进我的汽车后备厢里，把车开出去，然后把钞票放进另一个人的汽车里。”
凡是同意用这种方式同中央情报局合作的公司和个人被称为“无声的渠道”（quietchannels）。这种渠道也能通过反方向的接触建立起来。项目官员李·威廉姆斯（LeeWilliams）回忆道：“美国某些私人团体找上门来，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并不总是去找他们。我们所做的事，在道德上讲，总是觉得说不过去，但是因为两方面在意图上存在着共同点，我们在道德上的不安也就烟消云散了。”
年匈牙利暴动刚刚过去，韦尔奇葡萄汁公司的总裁、卡普兰基金会会长兼司库（该基金会的资产共万美元）的J.M.卡普兰写信给艾伦·杜勒斯，主动提出要把他“无穷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当前最重要的粉碎共产*阴谋的任务，愿意为这一事业寻找并创造任何可资利用的机会。”嗣后，杜勒斯就安排一名中央情报局的“代表”约见卡普兰。很快，卡普兰基金会就被视为一笔资产，一条为中央情报局项目提供秘密经费的可靠渠道，这些项目中就包括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以及以老牌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为首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
要把大宗的资金投入中央情报局项目而又不至于引起接受者对资金的来源产生怀疑，利用慈善性基金会是最便利的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大规模地打入基金会领域。虽然拿不到这个时期的具体数字，但是年国会一个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奉命对美国各基金会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盘根错节而又能自我维持着长期存在的集团手中集中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权力。它不同于公司的管理层，其权力不受持股人的约束；不同于*府，其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它也不同于教会，其权力也不受有着牢固基础的教规的约束。”年一个特别委员会奉命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就该局60年代中期渗入基金会领域的问题提出了报告：—年期间，共有个基金会为多达个项目提供了1万美元以上的资助，其中至少有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个基金会在这个时期资助的国际活动，几乎有二分之一用的是中央情报局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