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吴哥王朝（公元年—年）为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由阇耶跋摩二世于年建立，至蓬黑阿·亚特年迁都金边为止，历34代王，年。吴哥王朝于15世纪衰败后，古迹群也在不知不觉中淹没于茫茫丛林。吴哥王朝不仅奠定了柬埔寨的文字和宗教基础，对占婆、老挝、暹罗也有重大影响。
阇耶跋摩七世的寺庙
在阇耶跋摩统治的第二个阶段,他建立了一些纪念其父母的寺庙。其中第一个寺庙即现在的塔布茏寺(“梵天祖先”)，建于年。该寺庙把阇耶跋摩的母亲当作智慧女神般若来供奉，意为众佛之母。寺庙里也放置有阇耶跋摩佛教老师或称古鲁(在现代高棉语中意为“教师”)的雕像，雕像周围是六百多位从属神和菩萨。在寺庙广场上，湿婆派和毗湿奴派修行者同佛教僧侣和学者的小房间并排而立，这个事实显示了柬埔寨的宗教调和。今天的塔布茏寺外表保留了初期的粗朴风貌，因为它与吴哥其他主要寺庙不同，它一直被遗弃在丛林里，从未修葺过。
阇耶跋摩七世建造的第二个寺庙群就是现在的波列甘寺(“圣剑”)。碑文说，它建立在柬埔寨对占婆一次重大胜利的地址上，12纪时它的名字为“胜利和*”，或许印证了这一事实。没有其他的碑文提到这次战斗。由于这次战斗发生在接近耶输陀罗补罗的地方，所以可能是占婆对这座城市的第二次人侵。格罗斯利尔认为战斗确实发生过，且在巴戎寺的浮雕中有所描绘。
波列甘寺建于年，内有阇耶跋摩父亲陀罗尼因陀罗跋摩的雕像，雕像貌似观世音菩萨，展示出佛的慈悲。这里明显地运用象征手法，因为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智慧和慈悲的结合产生启蒙,也就是说产生佛自己，即启蒙者。在阇耶跋摩艺术发展的这个阶段，观世音菩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在位的整个时期里，般若(智慧)、佛(启蒙)和观音菩萨(慈悲)三位一体，是国王宗教思想的中心。两个寺庙分别建于耶输陀罗补罗新中心(后来巴戎寺建在这个位置)东南和西南，说明三个寺庙合在一起解读的含义是，同情和智慧的结合产生启蒙，也就是立在巴荣寺中央也是阇耶跋摩庙山中心的佛陀雕像。
这两座“父母”寺庙的碑文向我们显示了柬埔寨官僚机构的高度发展，特别是从它能控制百姓的住所和义务这一点上能看出来，还能从在*府中担任职务人的数目看出来，这些人有资格在寺庙里安置神像。按照碑文的记载，在塔布茏寺住着好几千人：
这里有名兵士，18位高僧，位一般和尚，名助手，包括名舞女，包括所有有资格住在这里的人共计人。除此之外，还有名男女为神效劳，使总数达到人，其中包括缅甸人、占人等。
与此类似，附属于波列甘寺的人，即那些有义务提供稻米和其他服务的人，总数接近10万，他们来自超过个的村子。碑文继续列举那些依靠先前寺庙资助生活的人。人数超过30万，来自1.35万个村子。为了便于向寺庙提供食品和衣物——碑文只点到这两种供应——基础设施必须要高效而严密。
碑文有三点内容非常有意思。一是对外来人——“缅甸人、占人等”——用与本地人不同的方法统计，可能因为他们是战俘，同贵族、僧人和宗教机构没有持久的联系。另一点是碑文提到的包括附属民在内的村庄人口规模，平均大约是两百人，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柬埔寨一个中等规模的种稻村庄。最后一点是，碑文指出，这些寺庙虽然供奉着佛并且作为数千佛教僧侣的住地，但也容纳着同各种印度教派有关的雕像和圣职人员。阇耶跋摩七世显然批准了这种安排，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宫廷里也保留着印度教的思想家和官员。其实，在阇耶跋摩七世的寺庙里印度教同佛教共存要比将二者合为一体可能更为有利，或许阇耶跋摩七世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
被称为内克庞(“双蛇寺”)的宝石般的寺庙，在阇耶塔塔卡形成了一座岛，可能建成于年，因为波列甘寺碑文这样记载：国王像安置一面吉祥的镜子一样安置阇耶塔塔卡，用石头、*金和鲜花装扮。中间有一岛，四面绿水环抱，魅力无穷。它为来访者洗涤罪恶的尘泥，被看作能搭载人们渡过人生海洋的航船。
岛屿被城墙环绕，建成荷花形状，象征着喜马拉雅神湖，在佛教徒思想中具有神圣地位。位于湖中的寺院，其周围有4条喷水的赤色鱼，从较大的湖吸水喷向较小的湖。建立在水中层层阶梯之上的寺庙，可能跟波列甘寺-样,供奉观世音菩萨，他的形象不断出现在墙上的浮雕中。
寺庙四壁还安置着雕像群。不幸的是，其中只有观音菩萨的一个侧面能够清晰可辨，象征着巴拉哈马神；其余两个可能是湿婆和毗湿奴的雕像。琼·博伊塞利尔认为，寺内这些神可以看作一种*治宣示，表明吴哥以前供奉的神现在已经从属于佛。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博伊塞利尔赞同穆斯的看法，年占婆占领吴哥的时候，柬埔寨人已经对湿婆教和毗湿奴教失望。另外，阿纳瓦塔普塔湖不仅对所有佛教徒，而且尤其对佛教徒的统治者转轮王都是神圣的，这要从阿育王的传说说起，他能够神奇地从此湖中抽水，以提升自己的纯洁和权力。
从阇耶跋摩七世第二阶段的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或许资助扩建了很多早期建筑——著名的有泰国西北披迈的寺庙和柬埔寨磅斯威的波列甘寺。
这些建筑的规模暗示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的城市化趋势，或者至少说明有一种趋势把边缘地区的大量居民集中起来以便为国家效力。阇耶跋摩七世，像在他之前的苏耶跋摩二世一样，似乎热衷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控制国家的理念。这些理念或许构成了他促使臣民改信佛教这一使命的部分内容，或者是将人民组织起来便于对付外国威胁。
第二阶段的建筑有一些标志性的风格创新。这包括使用多面塔这一建筑基调，这在帕拉塞波列斯通的小寺庙和吴哥城大门中都有所运用；另一创新性的风格是围绕整个城市的石墙,这在吴哥历史上显然是第一次出现，从巴戎寺往下看有数百面之多；还有城门外的大道。
这些建筑要从*治和宗教两方面去理解。在穆斯之后，博伊塞利尔将吴哥的城墙比作马其诺防线，认为这大概是针对占人人侵的防御工事。同时,这些墙也可以看作围绕梅鲁山或阇耶跋摩庙山——巴戎寺的环山。
年攻占占人首都之后，阇耶跋摩可能在耶输陀罗补罗度过最后的统治岁月。这个时期的建筑有急于完成、工艺粗糙的迹象，并流露出意识形态的转变。例如，12世纪90年代，巴荣寺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能12世纪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块阇耶跋摩末期的碑文将这座城市比作他的新娘：“经过粉刷并以宝石装饰的耶输陀罗补罗城燃烧着欲望，作为善良人家的女儿……在万物俱全的节日里同国王结婚，受到国王的保护。”碑文继续说，结婚对象是“环宇之中幸福的产儿”。
城市中心是巴戎寺(19世纪吴哥民间对纪念建筑统称为Bayon,法国人使用此名命名此处寺庙)，拥有好几百尊四面巨人雕像，以及动人心魄的浮雕，描绘了日常生活、同占人的战争和印度神的举止。这座寺庙曾经容纳过几千雕像。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中心雕像是一尊由一条巨大的蛇神或称“纳加”缠绕的佛像。雕像已经被破坏分子搬离原来的重要位置，扔进一个通风井中，这可能发生在阇耶跋摩七世死后。
寺庙雕有巨人和神灵抓着两条巨蛇蛇身，看起来像是在拔河。关于寺庙和通往寺庙的砌道有何象征意义，有很多争论。一些人认为这些砌道表现一著名的印度神话——搅动乳海的神话。另外一些人赞同穆斯的观点，将之看作引导人民脱离俗世进人神界的彩虹桥梁。从另一个层面看，阿修罗代表占人，天使代表柬埔寨人。这对从辩证角度认识这座城市、认识阇耶跋摩所进行的工程是有吸引力的。例如，像我们上面所讲的，菩萨(慈悲/父亲)和般若(智慧/母亲)生下了佛(即被看作智慧和慈悲结合生下的启蒙)，也就是阇耶跋摩七世自己。以前我们从对诃里诃罗的崇拜中、从分别代表水/月/黑暗之神与土地/太阳/光明之神的对立或合成之中，见过这种思想转变。同样的，在巴戎寺和班迭奇马寺砌道和浮雕所反映的柬埔寨人同占族人的斗争里，能见到转变后新柬埔寨的降生，在那里佛教已经赢得对占婆的印度教诸神的胜利。这一辩证法是巴戎寺的“讯息”,博伊塞利尔将巴戎寺看作“众神之城的集会之所”。这种讯息和那些半带笑脸的庙中神像，还可以从人世*事的角度去理解。正如在吴哥艺术上经常看到的那样，把这些经常出现的面孔仅仅看作某个神灵正在执行某种使命，这是狭隘的和肤浅的。例如，从一个角度看，他们作为佛及其教义的守护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环视四方，监视天下，或许代表着当时的民*和*事官员。博伊塞利尔主张他们是婆罗门的庄严表现，也注意到他们的冠冕类似刻在人口砌道上的占人阿修罗的穿戴。到目前还没有哪种解释具有完全的说服力。
巴戎寺的另外一大特色在班迭奇马寺中也能找到，那就是浮雕与其说是描绘的《罗摩衍那》或某些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同历史事件巧合或相似，倒不如说就是描绘的柬埔寨历史事件。在巴戎寺和班迭奇马寺中所描绘的战斗场面使用的是12世纪的兵器，而其他浮雕则描绘普通人买卖、进食、*博、抱小孩、摘果、治病以及步行或坐两轮牛车的情景。浮雕上所描绘的几乎所有风俗、人工制品和服装，直到殖民时代末期在柬埔寨乡村中仍能看到。尽管阇耶跋摩的碑文没有这些普通人的记载，他们仍然自由地出现在他的浮雕上，点缀着国王的寺庙，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
除非有更多阇耶跋摩时期的碑文提供信息，他对我们来说仍然富有神秘感，因为关于他的个性、统治和思想存在着这么多的含糊不清之处。这种神秘部分产生于十三四世纪柬埔寨特征鲜明的广泛的社会和思想变迁，还部分归咎于阇耶跋摩及其周围的人发动的战事。
认识模糊的另一个原因是阇耶跋摩寺庙和碑文中存在的不协调之处：一方面大肆渲染同情，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毅力；一方面流露出对尘世的超脱(以内克庞寺的巴拉哈马神为象征)，另一方面是改变在阇耶跋摩七世眼中因占人入侵而破坏的吴哥面貌的详细计划；第三个神秘处是沉默，无论是建筑还是碑文在阇耶跋摩之后而且似乎从他晚年就开始保持沉默。我们无法确认在某种意义上阇耶跋摩是否应对此异常的沉默负责，因为在后来的碑文里他很少被提及。早期的碑文经常强调延续性，而这一传统在他在位期间似乎中断或被严重破坏。
越南人和泰人在柬埔寨的活动
在都城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延续性，这些，人同佛教僧伽都是柬埔寨文学传统的监护人。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初期的几块吴哥碑铭记录了重要官员的经历，他们体面地升迁，这与编年史中记载的残缺事件形成鲜明对比。况且，越南和泰国的记述在有些方面也认可18世纪(通常容易断定柬埔寨当时已经积弱不堪)柬埔寨*队成功抵制人侵*队。这表明，至少某些地方领导者，名义上还是国王的官员，在危机时刻能动员足够的支持者袭扰和打败外国远征*，这些卫国者尤其善于运用游击战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有编年史证据表明，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朝廷的动荡，外国的人侵，内战，这些情况虽然早已如此，但这个时期的规模特别大。
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柬埔寨相对平静，对遭泰国和越南入侵的担忧还不强烈，但王室内部通过暗杀和报复进行的*变与反*变并不鲜见。年，阿瑜陀耶落人缅甸*队手中。当时一个泰国王子及其随从到柬埔寨寻求避难并威胁在那里建立一个合法的王国，而一个名叫达信的泰国封建主夺取了暹罗的王权，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柬埔寨的远征。达信的目标是重新确立泰国的地区霸权以及继而让自诩的功绩能够与过去相媲美。他也企图向柬埔寨国王报仇,根据编年史记载，柬埔寨国王拒绝向他敬献礼物，因为他是“中国商人的儿子并且是一个平民”，这一指控似乎是真的。有证据说他还想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柬埔寨王位。
泰国对柬埔寨王国的压力持续到18世纪70年代，当时越南西山兄弟领导的起义(他们威胁推翻整个越南的统治机构)分散了阮氏王朝的精力。觉察到北越正处于虚弱时刻，泰国*队经由吴哥从陆路进攻，其海*则摧毁了暹罗湾的一些小港，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迫使中国商人从这些地区转移到曼谷附近，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报复早些时候由中国商人资助的从这些沿海飞地发动的一次远征，这次远征几乎攻占了泰人的新都城吞武里。年，泰人烧毁金边。7年以后，泰国所操纵的年仅7岁的安英王子，在乌东登基柬埔寨王位，由亲泰官僚摄*。年，达信国王被废黜，由当时正在柬埔寨作战的战争大臣取代。他就是后来被西方国家所知的拉玛一世,他所建立的王朝直到今天还在泰国掌权。
18世纪80年代，阮氏王朝王位继承人从西山起义中逃出，到曼谷避难，如果这位王位继承人能统治整个越南的话，将为两个国家的和解奠定基础。1年，他确实统一了越南。
年年幼的安英王子出走曼谷，他在那里被选定为国王，4年之后返回柬埔寨。他的即位开始了19世纪历史的一次周期，他在曼谷加冕的事实则是他依附泰人象征。
结论
吴哥的自给自足既和缺乏*事敌手有关，也和吴哥制度的凝聚力或灵活性有关，这一点似乎比较明显。其实，很多制度一直存续到柬埔寨和泰国历史中期，面对内外压力，这些制度反而阻碍了柬埔寨官僚机构迅速做出应对(估计这种反应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文化上的)。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能进人柬埔寨村民的思想世界或者将他们的反应同他们在柬埔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历做出比对。例如，变成上座部佛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有何不同?精英阶层的商业化和年后的经济对柬埔寨日常生活是何影响——还有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变化?他们见到的欧洲人对他们有影响吗?除了语言方面是柬埔寨语而不是泰语外，他们还见到什么区别?
从14世纪至19世纪初柬埔寨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祭祀阶层地位的衰落，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同掌握土地、控制奴隶、宗教活动、教育以及王位密切联系一起。另一个变化是王室家族对事件影响力的下降，即便是吴哥王朝相对虚弱的时期(肯定出现过)，王室的权力也很难受到削弱。也许同等重要但更难确认的泰人在柬埔寨人生活中发挥着广泛而明显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萨弗罗斯·波认为这个过程有损于柬埔寨人的认同，特别是从文学风格方面而言，但是她承认此事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有重要意义。
后期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越南人入侵柬埔寨人生活的官方层面，这种入侵在19世纪和20世纪达到顶峰。然而，早在18世纪，越南人的活动就切断了柬埔寨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就在此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暹罗，正向世界敞开大门。
最后一个变化是王权威望的衰落。后吴哥时代的历届国王中，似乎只有安东(—年在位)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得到民众持续不变的支持。王宫和民众之间的隔阂在17世纪90年代合法的秘闻中显而易见，可能在下个世纪进一步扩大。但是所谓的“衰落”，如同关于柬埔寨历史中提出的很多观点一样，很难得到证实。毕竟，在吴哥的全盛时期，我们也只有国王自己的话来支持他们享有众望的观点。像《罗摩衍那》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国王及其近臣能够影响民众的思维，但他们也能决定自己的思维。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的“戏剧之国”最初用于殖民化以前的爪哇，后来用于19世纪的巴厘，现在也可以谨慎地描述这一时期柬埔寨的宫廷生活，但是大多数柬埔寨人可能不像一些学者那样了解、关心这些戏剧，这些学者也许被戏剧中的异国情调所陶醉。当然，柬埔寨人在国家稳定的时期要比战争、饥荒、痛苦时期有更多的时间和余钱用于各种庆典。
然而，从年到年间，由于接连几任国王都失去保护臣民和维持稳定的能力，这削弱了君主在农村百姓眼中的形象。但留下来的文档内容含糊不清，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当像安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这样深孚众望的君主登位时，他们比此前任何国王都更受尊敬。不管谁当国王，乡村穷人都期待有一套不变的*治或保护制度安排，不会出现大的叛乱，能够为他们耕种、收获和生存提供保护。
结语
后吴哥时代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方面是首都从柬埔寨西北内陆稻作地区向金边附近的河岸贸易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是外国势力在柬埔寨内部事务中地位的增强。吴哥是柬埔寨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是东南亚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国家，而吴哥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也是柬埔寨最黑暗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