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老北京为时代背景的电视剧中，经常出现铛铛车的身影，身量不长，模样古雅，头上牵着电线，脚下压着铁轨，走得稳重而缓慢，尤其是经过前门楼子时，那股子不慌不忙、悠哉乐哉的劲儿，颇有老北京人的气质。每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它们，老妈就会跟我说：“这车我坐过，车票三分钱。”
作者：呼延云
资料图孙戉摄老妈说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自豪的事情有很多：比如儿时跟长辈们逛天桥看过那些“撂地儿”的奇人，比如作为少先队员参加过西哈努克亲王的欢迎式并见过周总理，比如她上的北京园林学校就在风景秀丽的卧佛寺畔……而坐过铛铛车，亦属其中之一。只是我每次问她坐的是几路车、沿途经过哪些站等等细节，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始发站是天桥，其余都像铛铛车一样，在渐去渐远的时光中模糊了身影，淡漠了记忆。
一、段祺瑞之子“打通”阻碍
很多老北京的回忆录中，关于铛铛车的起点都是“民国十三年（年），北京有了有轨电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北京最早的有轨电车出现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年），由外国人出资，在马家堡到永定门之间修了一条15里长的有轨电车线，并且开通行驶过，但三年后，义和团进京的时候，为了“灭洋”，把电车道扒了，电车也给砸了。直到年，北洋*府为解决京城的交通问题，拓宽了一些街道，从法国买了轨道和电车，从瑞士进口了发电设备，从德国买了变电设备，又从美国进口了修理设备，这么连拼带凑，终于在年成立了国营电车公司，并于当年12月开通了第一条电车线路。
电车是木制车厢，两头都有操纵的机器，可以两头行驶，不用掉头。司机站着开车，左手扶电闸，右手持手闸，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着脚踏的铜铃，发出“铛铛铛铛”的声音。老北京街道窄，电车通行的路线多要穿越闹市和繁华的地界儿，老百姓又没有养成让车的习惯，常常占道走路，所以，铜铃的声音就起到了汽车喇叭的作用。同理，为了避让行人（还有骆驼）以免交通事故，铛铛车的行驶速度也特别缓慢，老妈回忆说：“年轻人腿脚快几步都能超过它。”电车行驶时别有一景，是很多电视电影忽略的细节，那就是车顶上的天线弓子常常摩擦出青绿色的闪光，在街灯尚少的京城，这样的闪光在夜晚常给人一种异样的美感。
年12月开通的线路，到年却依然没有几辆电车能正常发车，原因很奇葩，是前门外的商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说电车破城而出会坏了前门外的风水，影响大栅栏、珠市口以至天桥一带的繁荣。“这有轨电车，脑袋顶上的电线是天罗，铺的轨道是地网，把北京城布在天罗地网里，这还能有个好吗”？而人力车夫们亦担心电车呛了他们的行，抢了他们的生意，声称要采取“碰电车”的极端行为，“电车只要开出场门，就别想回去。”
据著名北京文史先生方彪先生考证，此事另有内情，电车公司能办成，很大原因是地方人士推举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任董事长，有他坐镇，自然没人敢闹事。而吴炳湘此时卸任，离京出任安徽督*去了，继任的警察总监李达三没有从电车公司捞到什么好处，所以对闹事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般无奈之下，中华民国总执*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召集大家开会，说是奉父命要协商电车通车事宜，李达三表示，如果通车，京城必乱，“我保障不了安全”。段宏业大怒，把他劈头盖脸一通臭骂，说谁敢阻碍通车就拿谁是问，这一下包括李达三在内的“反对派”都不敢说话了。事后才得知，段宏业手中持有大量电车公司股票，当然不希望此事“*了”。
二、全市能开的就剩下5辆
历经波折，铛铛车总算是开出来了。最先开辟了四条线路，按照北京城道路布局，及繁华大道的交通要求，尽可能都照顾到：第1路由天桥到西直门，第2路由天桥到北新桥，第3路是东四到西四的环形线路，第四路由平安里到北新桥。三年后，又开通了第5路（崇文门内至宣武门内）、第6路（崇文门外到和平门外）和第7路（天桥到永定门）。除了第4路、第6路是单轨，其余各路都是双轨，随着运行的需要，个别线路的起始站后来不断变化，但整体上还是保持最初的样子。笔者查阅了一下每条线路的所经车站，结论是老妈当年常坐的很可能是2路，因为她家住虎坊桥，如果往来天桥，可能是步行到大栅栏，经珠市口、山涧口到天桥，一共三站地——因为北京密集的居民区，都曲曲折折藏在主要大街之后，所以出家门徒步走上三五里才能乘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铛铛车刚刚开通那会儿，京城百姓都觉得这是个稀奇的事物，纷纷一乘为快，有事无事，无论快慢，都要挤上去坐一坐，尝尝新。那时车票便宜，著名学者金云臻先生回忆：“平常从东西到西四乘人力车，至少也要铜元三四十枚，电车票呢，分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头等铜元五枚到十二枚，三等只要三到九枚”，比人力车便宜三到四倍，一下子就赢得了平民百姓的青睐。头等和三等的区别，主要在座位的材质，头等一般设在前面，座位用藤编靠背，三等在后面，座位是车厢两侧光木板的硬座。可笑的是，人多的时候买站票，如果站在头等座位那一段，也要按照头等座的价格买票。
当时，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男性，身穿蓝厚布制服，头戴蓝色加沿帽子，售票员在肩头挎一个*色皮袋子（也有白帆布袋子），铜元、铜元票、毛票都放在里边，他们卖的车票，各段有各段的颜色，放在票板上，用红蓝铅笔一划，交给乘客——这一点倒是一直沿袭到本世纪初。那时的售票员不仅会说话，而且极有礼貌，满嘴的“劳驾”、“麻烦您”、“哪位给老人家让个座儿”，听起来特别和谐。在司机头顶上面有一块一尺多长，四寸多宽的玻璃小阁，里面写着站名，司机举手一摇，就会翻出下一站的站名，不识字的也不要紧，只要提前跟售票员打招呼，售票员一准儿会提示您到站下车。而乘客再多，也是秩序井然，排队等车，先下后上，很少有人堵在门口，让里面空着半截，都主动往里走，给后面来的乘客行个方便。
抗战胜利后，国民**府只顾盘剥百姓，不管民计民生，北京电车公司管理混乱，不仅出车越来越少，而且车辆早已破旧不堪，且无人修理。到年北平解放前，全市能开的铛铛车就剩下5辆，而且留下打油诗一首：“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可见境况之惨。
三、铛铛车离开后的北京公交
新中国建立后，首都的交通问题是人民*府着重解决的头等大事之一，特地从南京调来88辆美国道济公共汽车，漆成红*两色担当首都的公交运输任务，此后又进口了匈牙利的伊卡洛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大型齐头客车充任运输主力，到年，铛铛车不再作为公交车辆使用，也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人，笔者也目睹了近四十年来这座城市公交系统的一次次升级和变革。儿时我每周末跟着老妈回姥姥家，都是先步行到甘家口坐路，到西四新华书店门口换乘路，到虎坊桥下车，这趟车虽然慢一些，但步行距离少，如果是坐15医院下车，两头走得都比较多，不过15路速度快，开起来有股子风驰电掣的劲头，我特别喜欢站在车厢最前面，踩在老式发动机的圆盖子上，透过大玻璃窗看都市的风景从眼前掠过。特别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车顶擦着低垂的老槐树的枝叶，发出的哗哗声，听起来特别亲昵，堵车时都没有那么焦躁，仿佛是在说：甭管您去哪儿，都是咱家门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公交车虽然也有些挤，但整体上说，乘客讲文明、懂礼貌，人多的时候，车子速度一快，或者急刹车，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然后满车厢的“对不起”和“没关系”，到站下车又是无数声“劳驾”，现在回想起来，我竟是从公交车上学会一些文明礼貌用语的。还有，那时候给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抱小孩的让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年，某个报纸上讨论该不该让座，很被百姓嘲笑了一番，觉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从小就没家教，“家大人也不管管”。
上初中以后，我的出行以骑自行车为主，等到大学毕业，工作的地点离家很远，于是又重新坐起了公交车。十年的睽违，我发现公交车上的气氛变了，不仅更加拥挤、嘈杂，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烦躁、厌倦，经常为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就能恶语相加甚至挥拳相向，上车一窝蜂，力大者胜，结果坐在座位上的都是孔武青年或粗莽大妈，剩下一群老人和孩子欲哭无泪地扶着栏杆站一路，售票员喊“让座”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自己倒是一直坚持从小家里教的规矩，该让座就让，有一次从水碓子坐9路车到西客站，一路上让了三回座，最后一次站起来时，不禁气笑了，因为偌大一个车厢，竟没有几个坐着的人帮我“分劳”。我扶着栏杆，望着五光十色的都市夜景，觉得这座城市就像同学会上久违的女生，她们衣装入时、涂脂抹粉，美丽是尽够的，却就是找不到昔日的美好。
后来，公交车更新换代、前门上车后门下车、刷卡乘坐等等，都或多或少“强制”着人们学会有序乘车，而车厢广播里反复播放的文明出行提示，听上去颇让人无奈，仿佛是教成年人重新温习小学生都应恪守的道德准则。《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倒觉得，物质的丰富与否，与社会风气的好坏并无必然联系。当一个时代推崇的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承载不了那许多的卑贱与贪婪。
（原标题：铛铛车：远去的声响与时光）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