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蒙古人钟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人类起源于非洲，是一个日益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借助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把所有人类的某个“基因标记”追溯到约七万年前从非洲出走的一个不大的“智人”（HomoSapienSapien）群体。但这个“基因标记”并不一定对应任何具体的体质特征。这就如同商品的条形码上的某一根竖条是粗线还是细线，并不一定跟商品的颜色和功能有固定的联系。
分子人类学家选择“基因标记”比如Y染色体的变异来做研究，是因为它便于追踪，但它包含的决定体质性状的信息很少。人的体质特征绝大部分由常染色体决定，不同种族的人群可以共享同一个Y染色体类型。
走出非洲的这个人类群体有着一致的体质特征，肤色据推测是黑色。图1是人类学家们根据在新月地（Levant）（走出非洲的第一站位置）出土的智人颅骨所作的复原图，他们称她为走出非洲的“夏娃”。不同的种族是智人在随后的五六万年间分化而成的，所以这个“夏娃”可以被看作是种族未分化之前的“原坯”类型。尽管东亚人特有的一些“基因标记”在走出非洲的时候就存在，但那个时候，他们特有的体质特征还未形成。相对于“夏娃”，东亚人的形貌显然发生了最远的偏移，是所谓最“特异化”（specialized）的类型。这并不意外，因为他们走过了最远的距离，也经历了最严酷的自然选择。
图1：走出非洲的“夏娃”复原像（采自StephenOppenheimer，《OutofEden，Thepeoplingoftheworld》）。
对于智人辗转迁入东亚的路径，分子人类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认为他们取道东南亚进入东亚大陆，新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智人进入东亚的路线应有南北两条，北线经中亚而来，且其基因影响不局限于北亚，而是散布于包括东南亚和美洲在内的广大地区[1]。这南北两支来源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先后进入东亚，并发生了取代和覆盖。当然，这应当不能视作最终的阐述，分子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更为可靠的结论，有待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今天人类诸种族中，蒙古人种是最晚形成的一个。毫无争议的蒙古人种类型的遗骨，只出现在距今一万年之内的考古记录中。
当然一万年之前东亚就有智人，比如山顶洞人等等。上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家们倾向于把他们与蒙古人种的祖先联系起来，并为此创造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原始蒙古人种”，但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种联系是缺少依据的，那些智人实际上依然表现了种族未分化之前的古老特征，即“原坯”类型的特征。因而蒙古人种的形成过程，一直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
我们只知道，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凌空出世了没有争议的蒙古人种的人群。但是从距今七千年到两万年这个种族形成的关键时间段，境内可供研究的考古资料却少得可怜。这个时间段大致相当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中国境内虽然有多达19处的晚更新世的智人遗存，但多数遗骨或者太残碎，无法进行令人信服的人类学研究，或者无法准确可靠地测定年份。比如在资阳出土的女性遗骨最初被定为更新世晚期，但年之后被更正为在距今年之内。著名的“柳江人”的年代可靠性也饱受质疑。
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冲绳发现的“港川人”是这个时间段东亚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可靠的古人类遗骨。其中出土三具较为完整头骨的山顶洞人遗址尤为突出，尽管发掘于年代，八十多年过去了，山顶洞人遗骨依然是研究中国境内更新世晚期智人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山顶洞人自从出土以来，他的人种属性问题就笼罩着重重疑云，直到近年人类学家们才有个逐渐统一的意见。
（一）八十年的”山顶洞人”谜团
山顶洞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此山可是古人类学的风水宝地，年代先后发现了两种古人类遗迹。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属于“直立人”（Homoerectus），距今46万年到23万年之间。按照非洲起源说，他们代表着一个已经绝灭了的人类支系。在发掘北京猿人的同时，又意外地在山顶的小洞中发现了“智人”遗骨，被命名为“山顶洞人”。跟“直立人”不同，“智人”在体质上已经跟我们现代人很接近了。
关于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年用同地点出土的两块兽骨做碳14测定，得出距今约年和年两个数据，发表时采用了前者。但年发现由于对年代发掘时所作编号的误读，前者所用兽骨与山顶洞人不在同一地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新测定并发表的年代是距今约年[2]。与遗骨伴出的装饰品穿孔海贝和大量其他贝壳也说明第二个年代更为准确，因为年前海岸线距离山顶洞有多公里，而由于气候的暖化，年前只有约公里[3]。
山顶洞人遗骨包括八个人类个体，但只有三个人（一男两女）的头骨保存相对完好。男性长颅，眉脊和鼻子突出，女性颅骨也很长，与今天东亚人的面貌大相径庭。
我们说“颅骨长”不是说脸长，而是说头盖骨比较长。因为人类学家经常跟头盖骨打交道，他们的术语里说“长头”，或者“长颅”，都是指从俯视角度看，头盖骨前后径较长，左右径较窄，呈卵圆形。而东亚人几乎都属于短颅类型，就是说从头顶俯视，脑袋接近正圆形（这也是中国人在欧美不容易买到合适的安全头盔的原因）。“长颅”（卵圆形头盖骨）是除了典型蒙古人种之外其他各人种的普遍特征，也是人类祖先的特征。
第一个鉴定山顶洞人遗骨的是当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的德国人魏敦瑞（Weidenreich）。他认为山顶洞人男性头骨（号）“代表原始蒙古人种兼有西方旧石器晚期欧罗巴人种特点”，两名女性号头骨（和号）则分别类似于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
哈佛大学的体质人类学权威胡顿（E.A.Hooton）认为男性头骨非常像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其结论是“这个老人看上去像原始的欧洲白种人，杂了一点澳洲土著的血统。在日本阿依努人的头骨中，可以很容易找出他的副本来”[4]。关于两名女性头骨，他同意魏敦瑞的看法。
这意味着山顶洞人竟然汇聚了三个主要现代人种（蒙古人种，印欧人种和尼格利陀人种）的特点。这个看似离奇的推断显示了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的复杂性。
不幸的是，在年的日*入侵中，山顶洞人遗骨和北京猿人的化石一起失踪了，从此杳无踪迹。后来者们只能根据魏敦瑞的助手胡承志制作的三个十分精准的石膏模型来研究山顶洞人。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全世界的古人类学家们对山顶洞人的种属众说纷纭。费尔塞维斯（W.A.Fairservis）认为某种程度上属于高加索人种。李济认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或者尼格利陀人种有关联。就保存情况最好的男性头骨而言，有的认为他是北欧人，有的说是阿依努人，还有的认为他属于澳大利亚土著或者美拉尼西亚人。
年代的前苏联学者曾根据在阿丰托瓦-高拉（Afontova-Gora）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头骨残片上的蒙古人种特征，主张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中游地区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但未获广泛认同。中国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大地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并认为山顶洞人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所以可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但此说同样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所谓“原始蒙古人种”，是一个几乎可以任意定义的概念。
年发表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卡明加（Kamminga）与同事瑞特（Wright）的分析结果向着这个谜团的彻底解决前进了一步。以往的评测都是基于头骨的单个或几个指标的测量，往往有以偏概全之虞。卡明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测量和比较，涉及33个头骨性状变量，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